欧盟以"规范性力量"介入南海问题及其影响

作为冷战后国际舞台上一个独特的超国家行为体,欧盟满怀信心地向世界推广自己的成功经验和"欧盟规范",并试图发展在海洋事务中的规范领导作用,借此提升自身在国际海洋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当前,欧盟对南海局势的关注度明显上升,"欧盟规范"与"欧盟模式"成为影响南海问题发展不可忽视的新外部因素。欧盟秉持的"规范性力量"能够为其南海政策的内在逻辑和路径提供较好的解释及评估视角。但欧盟在南海问题上"规范性力量"政策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也面临诸多缺陷与挑战,尤其是欧盟各国对华的不同政策立场及利益需求,导致欧盟的南海政策难以发挥较大影响力。     

印度尼西亚建设“世界海洋轴心”战略和对南海争端的态度

在2014年印尼新科总统佐科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建设海洋强国和成为世界海洋轴心是核心之一。在其就职演讲中,他强调"重塑印尼作为海洋大国的辉煌"。印尼是群岛国家,拥有17508个岛屿,海洋面积(不包括专属经济区)316616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54716公里,历史上一直是海洋大国,居民谋海为生,蔚为风尚。同时,印尼部分海域毗连南海,与周边国家有海洋管辖界限的争端,但印尼当局历来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不存在冲突。本文摘编印尼部分政要和专家关于建设"世界海洋轴心"的论述及印尼政要对南海问     

日本海洋安全战略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内在逻辑

海洋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安全战略是维护国家权益、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在国家战略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近代以来,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战略内容之间差异较大,且彼此之间不乏矛盾之处。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日本海洋安全战略发展与调整的内在规律和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为此,本文通过海权论的理论视角,搭建了"地缘特性—国家定位—战略需求—战略模式"这一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分析框架,归纳了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发展中一脉相承的战略连贯性及其内在的发展变化规律。     

试析21世纪初的中国海洋安全

海洋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上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海洋世纪”的来临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海洋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1世纪初,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挑战可概括为三大现实问题、两大外部威胁和一大潜在隐患。要有效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必须实施综合安全战略,并确立以台湾问题为龙头、以中美关系为关键和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并举、立足近海与走向远海相结合的原则和方针。     

印度海洋安全环境:新变动与新挑战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深受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后者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动性。近年来,印度海洋安全环境变动加速,主要涉及四方面:首先是印度洋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其次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大国角逐等传统安全问题回归;再次是非安全问题的战略重要性凸显;最后是地区治理结构破碎,多个海洋合作倡议呈竞争性发展,不确定性加大。这些环境变动促使印度对其海洋安全战略进行了较大调整,包括持续更新战略文件;积极确立新型海上安全观,主动回应新型特别是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进一步细化各子战略,全面回应新的海洋安全环境;积极推动海军国际交流合作,援引外力提升本国安全。     

边海问题与中国海洋战略

近年来,边海问题的日益突出,特别是南海争端的激化,使关于中国海洋战略问题的讨论热闹起来并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这一讨论又牵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心是大陆还是海洋?其战略方向是向陆还是向海?这是一个自晚清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海防"和"塞防"之争以来就让国人纠结不已而又不得其解的重大问题。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目前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阻碍着东亚区域海洋传统安全合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和域内国家海洋能力的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东亚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引入信任机制.信任是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基础,长期的利益互惠有助于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东亚区域发达的海洋贸易合作、对航道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多领域的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为其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可能.可以从利益、制度与情感层面入手,构建起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框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从而维护东亚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及建议

我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当前,我国海洋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军事安全压力有增无减,军事测量对我海洋安全威胁加剧,海上通道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海上跨国犯罪对我海洋安全威胁上升。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能否得到保障,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海洋方面的安全。为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应树立正确的海洋安全观、加强海防安全建设、研究并制定海洋安全战略。     

是战略继承还是策略调整?——日本民主党政府东北亚安全政策述评

"战略是一个国家或政府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与指导"。[1]而政策则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2]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后,面对东北亚地区不断变化的新的地区安全环境,对于一个没有执政经验的新政党来说,其采取的各项政策在战略层面上只能是原自民党政府的继承和延续,不会因新政党上台执政而发生战略性"急变"。2011年以后,东北亚地区形势因朝鲜半岛局势、中日关系摩擦加深以及日俄在解决领土问题上的新纠纷等等,而增加了不确定性,使民主党政府的东北亚安全政策面临着新难题和新挑战,也逼迫其在安全政策上作出新调整。但这些调整仅仅是根据新形势变化作出的政策对应,多属于"策略"层面。野田首相其人、性格及处事方式的圆滑,为日本走出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局"多少会增加一些新变量。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加强与东盟国家海洋安全合作的进展、动因及前景

从安倍晋三二度当选首相到菅义伟执政的近十年间,日本将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作为深化同东盟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内容,并通过采取分门别类的方式和积极主动的举措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这既反映了它谋取地区海洋利益实现海洋国家目标的内在战略需求,也是遏制中国崛起及其日益增强的海洋影响力这一"外部因素"驱动的结果,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印太战略设想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国家战略地位这一地缘层面的考量。由于受到自身"大国平衡战略"的制约、"选边站位困境"及中国新安全观的影响,东盟国家在实践中并没有对日本的相关举措表现出一味迎合的态度,这也使得未来双方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进程必定不会一帆风顺。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盛、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日本的“印太”战略能否成功?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及印度和印度洋地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重要性的上升,"印太"作为一个新兴的地缘战略概念受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倡导。日本对"印太"的认知具有明显的海洋中心倾向,并且包含有牵制中国的内涵。在上述认知的影响下,日本强化西南防卫,介入南海争端,联合美国、澳大利亚及印度牵制和制衡中国。然而日本无法正确评估印度及中国在"印太"中的影响,同时也无法给"印太"建构合理的内容,日本牵制、制衡中国的"印太"战略是不会成功的。     

中国海军的崛起:从区域性海军力量到全球性海军力量?

经过"后毛泽东时代"近四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科技现代化,当前中国所拥有的资源已足以构建具有战略影响力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其近域边疆的战略优势不断增强,这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将其军事预算重心从内陆军事力量转移至海军防御。因此,即使其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仍将具有充足的财力、科技资源以及战略条件来建设一支"大海军",从而对美国在东亚的海上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即使美国军事技术保持领先势头,这种挑战依然存在。据预测,十年内中国现代化海军规模将超越美国。这种变化将对未来全球海洋秩序产生巨大影响。虽然美国期望维持其全球海洋优势,但中国海军的崛起将会迫使美国将更多的海军力量集中于东亚海域,以制衡中国海军力量。同样,中国也可能会希望拥有全球性海洋军事优势。但随着美国海军对中国海军的日益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不得不集中力量发展其在东亚区域的海军力量,以维护其海洋安全。因此,由于海军大国维持地区安全的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海军的崛起将会导致东亚地区的不稳定,甚至还会导致欧亚大陆宽泛区域不稳定性的增强。     

国际海洋形势变革背景下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一种框架性的研究

当今国际海洋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突出表现为世界各主要海洋国家纷纷加强和调整海洋政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同时显现;以海权角逐为核心的海洋地缘战略争夺不断加剧;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影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海洋安全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因此,中国应该制定明确的海洋安全战略.本文认为,在宏观战略层面,中国要把海洋安全战略纳入国家的大战略之中;在微观战略层面,中国应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妥善解决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     

印度海洋战略的发展历程、现状特征与未来展望CSSCI

印度具有构建海陆复合型强国的地缘特质,当前正面临从陆地向往海陆并重方向发展的战略转型,而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客观上加速了印度国家战略转型的进程。历史上印度海洋战略大体经历三个时期,其海洋战略的现状特征主要包括:坚持"印太战略"中的"印度洋"重心;强化在印度洋地区安全保障者的角色;深化双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未来印度海洋战略的实施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体系结构层面缺少体系压力与地区层面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其外部优势,而国内受制于陆地安全的现实和海军军费不足将继续成为其制约因素。     

如何看待俄远东地区所谓中国“移民问题”

近年来,前往俄远东地区的中国人逐渐增多,加之人员流动中又出现了个别不良行为问题,俄境内出现有关所谓中国"移民问题"的种种论调."移民问题"在本质上和"中国威胁论"紧密关联,它给中俄关系带来严重危害,也是我国处理中俄关系时必须应对的一个政治难题.对此,我国政府应冷静看待,并采取积极对策.     

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特点及其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影响

印度的"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自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以来,始终强调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及其他合作,致力扩大自身的经济与战略利益。"东向政策"是印度在1991年提出的。第一阶段是以东盟为中心,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第二阶段的特征则在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在该地区各国与印度间建立制度化的经济联系。当前,印度总理莫迪把印度的东向政策提升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在体系层面,加强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互动,与周边国家开展互联互通建设,重视公共外交,运用软实力扩大影响力;结合印度海洋战略,加深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关系,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追求大国地位。东南亚作为当前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中心区域,在大国梦的推动下,印度将在东南亚地区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对东南亚地区秩序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推进产生影响。     

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舆论宣传策略

正近年来,除进行军事、民事、油气开发等非法活动外,越南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舆论宣传力度,借助媒体、法律、民间活动等广泛表达国家立场,以博取国际同情、对华侧面施压,并试图通过"搅浑水"将南海争端国际化、复杂化、多边化。一、背景越南是一个十分重视海洋的国家。在国家统一后,越南海洋传统得到恢复,海洋意识急剧膨胀;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更是把海洋战略摆到一个突出的位置。2007年1月,越共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