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技术驱动下的数字政府成熟度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动态过程。至于什么是成熟的数字政府,各界认识尚未统一。现有评估多是“完成式”的事后检验,缺乏“将来式”的目标指引,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简单通用的参照系。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效能”转化框架,较好地分析了制度执行中的信任问题,以此为指导构建制度优势、运行机制、技术支撑和数据治理为主的数字政府成熟度分析框架。根据其中四要素的生成逻辑,以D市大数据指挥中心场景化应用为例,探讨分层级、分阶段设定目标来消除现有困境的实践路径,可以以执行有力、机制有效、技术可靠与效能可见为方向,多措并举、循序渐进提升各级数字政府成熟度。     

跨域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及其互动机制研究--基于广佛地铁建设和水污染治理的案例比较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地区间联系愈发密切,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逐渐被打破,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与无界化,大量区域性公共问题出现,跨域治理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研究跨域治理中政府的动机、机制及行为对于有效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意义重大。广佛同城化作为我国城市间合作的先行者,在两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展开了跨域治理的大量实践探讨。以广佛地铁建设与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通过执行动力、协调难度与作用机制等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解释跨域治理效果背后的机理与原因,可以发现议题属性是影响跨域治理效果的基础前提;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动机诉求导致执行动力强弱程度的差异,影响跨域治理的正式达成与治理进程;政府主体的结构复杂程度与职责分工清晰程度决定治理协调难度;跨域治理中政府主体的行为策略内含政府间的权力作用机制,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程度影响跨域治理的运行效果。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趋同性与多样性：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一个事件史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了数字政府政策在全国地级市的扩散模式与影响机制。根据政策影响范围和作用性质,数字政府政策可分为战略管理、数据治理、政务场景和生态场景四大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数字政府政策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场景驱动型政策先行、工具-客体型政策转化和局部-全局型政策扩散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区域差序型和行政阶梯型扩散模式。数字政府政策扩散既具有趋同性又存在多样性。在地级市范围内,数字政府整体政策扩散受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共同影响;然而,就具体政策类型而言,四类数字政府政策的扩散机制呈现出不同组合模式。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扩散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不仅加深了对我国数字政府政策发展规律的认知,还将异质性纳入制度趋同,拓展了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意涵。     

标准化治理何以推进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案例研究

从电子政务发展到数字政府,从单部门政府服务变为整体政府服务,从“物理空间”碎片化政府部门向“数字空间”整体政府过渡过程中,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设定存在适用性较低、标准冗余等问题,导致部分数字业务服务质量不佳、内部审批行政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制约了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如何通过标准化治理促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据、业务、制度、技术协同建设,从而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单案例研究,剖析“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标准化治理过程,解析标准化治理推动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治理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之一;数字政府标准化治理的基础是权责清单建设和数据要素高效利用,核心是业务流程重构,其治理结果是技术赋能和推动数字政府制度重构;标准化治理推动了治理主体的高效协同,促进了数字政府中的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实现。     

减税降费政策如何取得更好执行效果——基于H省十三市(地)的案例分析

切实将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是调节经济逆周期、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有效举措，但在其执行过程中存在组织机构建设不完善、监督保障机制不到位、宣传培训途径缺乏多样性等问题，难以满足国家实施经济宏观调控对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要求。基于TOE框架和实证调研结果，对H省十三市(地)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研究，通过构建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效果研究分析框架，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减税降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多因素作用机制，进一步提出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有效与政策执行偏差的前因条件组态，并利用组态分析结果归纳得出减税降费政策执行具体路径。研究认为，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取得执行有效结果的最佳路径，是健全强化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与优化政务服务和执行工作并行。     

数字竞赛与双重博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一种解释

基层政策执行会出现偏差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此问题的分析机制并不明晰,多数研究均是从单一视角予以阐释。通过深入考察易地搬迁中“拆旧复垦”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融合视角入手,讨论“拆旧复垦”政策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的互构下发生了转变,为何完美的指标数据与文字背后却发现政策执行陷入模糊或搁置状态。从案例解构结果来看,在发展导向的逻辑下,基层政府通过主动加码寻求搬迁规模最大化以谋求在“数字竞赛”中胜出;在压力型体制的上下博弈中,基层政府采取拼凑应对的模糊执行策略以有效应对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在不完全信息状态的混合博弈中,政策受众在理性计算之下与基层政府形成了“合谋的沉默”。文章的贡献在于,对基层政策执行偏差的解释没有囿于讨论科层结构的弊端,而是从政策设计本身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互构的视角出发解读其内在逻辑。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中的府际关系——基于22个省的改革文本分析

省直管县改革形式上表现为纵向层级体制变革,但实质上是省市县府际关系的调整与优化.基于府际关系视角,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对2002-2016年22个省出台的129份省直管县改革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省文本总体上都能涉及府际关系中的财政关系、权限下放关系、公共行政关系,但存在趋同性和省域特色不明显问题,且府际管理缺失,府际治理理念鲜见.作为导引、规范和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蓝图规划,政策文本的完善,亟待拓宽府际关系主体、关系内容,优化关系管理;而文本内容的未来设计,应在加强中央导引下,结合省域特色及地方治理趋势,注重府际治理并提供细化的配套支持.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与治理 ——以S市0-3岁儿童托育政策为例

0-3岁儿童的教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规范和引导托育市场,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存在利益冲突,致使政策执行效果与既定的政策目标产生较大的偏离,主要可分为政策内容本身引起的偏差与政策执行行为引起的偏差两种类型。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利益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利益水平两个维度对托育政策中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分类,清晰地界定政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在此基础上构建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权力-利益矩阵,分析各利益相关方所具有权力与欲获得的利益,从多层次、多元合作、提高管理、市场培育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政策执行偏差的策略。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博弈、网络结构与执行机制——基于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策执行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呈现网络化特征,博弈和网络结构是理解政策执行的重要路径。我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社会交易平台市场准入政策在执行中基于政府上下级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政府交易平台之间、社会交易平台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分别构建了管理主导型、业务主导型、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在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拥有的较强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是推动政策执行的关键力量;在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中,政府虽然也具有较强的网络权力和行政权力,但是社会交易平台的服务优势和逐利动机为政企合作提供了条件;在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中,监督部门拥有公共资源交易相关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威。因此,有效推动模糊性市场准入政策执行的路径与机制有三种:一是在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构建管理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管理机制效应以获得良好的执行效果;二是在政企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构建业务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释放合作机制效能以带动政策执行;三是在强监督的推动下构建监督主导型政策网络,同时充分发挥监督机制效应使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以山东半岛为个案

跨域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适应公共治理的多元化趋势及跨部门议题而成长起来的一种合作型治理模式.胡锦涛2009年提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之后,“蓝色经济区”的跨域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差异、机会主义行为、区域政府的保护主义等都制约着山东半岛地方政府之间的跨域合作.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有: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合作模型;树立连续博弈及跨域治理的理念;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参与合作的规则约束机制;建立跨域治理的协调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合作执行策略.     

省域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情境描绘和体系建构

作为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中间环节,省域治理兼具国家治理规范和基层治理创新双重特征,成为分担中央治理风险和激发地方治理效能的责任担当。已有研究对省域治理现代化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亟须对其基本属性和构成要素进行学理阐释。省域治理现代化将省域各级政府作为治理单元,立足省级政府的科层优势和资源禀赋,形成以区划调整为核心的治理空间、以财政关系为关键的治理能力、以技术赋能为抓手的治理工具等三个维度的构成要素,为其实施提供路径参考。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需建立统筹资源整合与个人发展的空间治理格局,完善事权、财权与支出责任一致的依法治理体系,引领条块协调治理与科层规制的技术治理创新。     

央地关系视阈下的软政策执行——基于成都市L区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实践分析

文章主要从央地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政策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发生偏差的机制性根源。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政策运行的结果与政策本身的诉求相比,既有偏差,也有意外的惊喜。这些差异性结果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当前以指标考核为标准的政策执行体系导致地方政府只对指标负责,而不对事实本身负责,但指标本身又无法穷尽问题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政府有其自身的目标序列,这一序列与中央要求的匹配程度将直接决定政策实践的好坏。这些因素都是在当前的政策执行体系中无法消弭的缺陷,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政策实践的结果也具有不可预期性,呈现出"软政策执行"特征。这一特征摆脱了旧有的关于央地之间始终处于"收死放乱"循环的成见,还原了政策执行偏差悖论的客观存在,有效地解释了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本原因。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的困局及其秩序破解——基于医改政策执行的观察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我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与体制基石。诸多医改政策具有较高的政治势能,但在实际执行中却产生偏差,政策执行结果与初衷偏离甚至相悖。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机制解释力不足。本文从高势能政策的本质入手,提出秩序维度的思考,认为高势能政策普遍旨在重构秩序,而政策执行偏差就来自于“自发秩序”向“自觉秩序”转化过程中的秩序困境。本文首先从类型学意义上,界定政策执行偏差包括“逆执行”、“形式执行”和“弱执行”三种主要类型,相应选择公立医院规模控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三项代表性政策进行分析,并与“有效执行”的三项政策案例进行比较,提炼高势能政策执行偏差秩序视角的理论解释。认为高势能政策有效执行需要共享价值、结构功能与激励契约三项秩序要素的适配和共生,否则自觉秩序就不会生长,政策执行就会产生偏差。高势能政策不能只满足于制定环节的价值理性,还要关注执行环节中关键秩序要素能否统合支撑秩序范式转化。     

关于近年来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研究述要

政策执行偏差是政策执行实效与政策预期目标的背离。政策执行偏差的典型政策执行形式有附加式、照搬式、象征式、选择式、替代式和抵制式。政策执行编差产生的原因包括这样几个方面:政策本身、政策执行主体、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外在环境。对于政策执行偏差的治理和防治应着重于这样几个方面:提高公共政策素质、提高执行主体素质、健全政策执行机制、完善相关管理体制和优化政策执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