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路径探索——基于司法公信力的视角

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通过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加强司法民主,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对司法公信力的塑造意义重大。但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塑造司法公信力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实现。本文认为,要解决陪而不审的问题,应当吸收国外陪审制度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对人民陪审制度进行重构。     

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以数据及其运用为中心的探讨

实证研究数据的核心内涵在于研究者基于自身经验的直接发现,其外延应基于这一核心内涵延展,而不受形式、载体等外在表现的过多限制。用数据进行测量是实证研究的基本观念,测量的实施需要经由概念化、操作化。刑事司法领域的测量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开展科学有效地直接测量,是实证研究的核心环节和难点。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刑事司法实证研究涉及的数据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能够提供很多观察不同种类数据特征、优劣与运用规则的视角。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中数据的运用应当遵循寻求较佳数据、量力而行、组合运用以及不迷信数据的原则。我国刑事司法实证研究的数据运用亦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值得反思。现阶段大数据尚未对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产生质的影响,但却能提供多方面的有益启示与思考。     

大数据研究方法应用于刑事法学的冷思考

作为一种重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大数据研究方法在法学中已有广泛应用。然而,通过考察大数据研究方法在刑事法学中的应用,不难发现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不适用于难以量化的对象;不能代替定性研究;相当多的数据、合适的样本不易获取;容易忽视细节和联系以致基础不够坚实;存在逻辑断裂,结论仅是或然性的;貌似具有宏观视野却不及类型化思维。因此,大数据研究方法的作用不能夸大,更不能形成大数据崇拜。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司法认定——以50份刑事判决书为基础的分析

刑法具有认定商业秘密的独立标准。刑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视角展开,从而否认商业秘密财产权的性质。刑法中的商业秘密应当具有一定的新颖性、有形载体、实际的价值以及从任何渠道无法公开获得的特征。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证明不能采用接触+相似的证明标准,而应当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行政允诺的性质及其司法审查——基于对司法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具有授益性、非强制性的行政允诺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但鉴于理论上对行政允诺内涵、性质认定的模糊、司法审查实践的集体无意识,行政允诺置于混乱的漩涡当中。通过对行政允诺判决书的研读、梳理,发掘当前行政允诺司法审查存在的问题,对行政允诺内涵的重新界定、行政允诺案由区分标准的重塑,有序审理规则的构建,以期有效规制行政允诺行为。     

人民陪审员制度民主价值的表达与实践 基于人民陪审员身份的实证分析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司法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人民性是司法权力的重要属性。机构与权力的人民性体现在其产生于人民，由人民控制并运作。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实现司法权力民主运作的重要机制。     

第四种法学知识新形态——数据法学的研究定位

基于科学研究的第四种范式——数据科学,可提出继法教义学、实证法学、计算法学研究之后的第四种法学知识新形态——数据法学。数据法学是法学研究创新发展的新方向,也是一门独立的法学新学科。数据法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数据法学特定的研究对象是法律数据。法律数据是指以任何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形式完好的、具有意义的、能给予相关参考点一个值的法律信息的记录。数据法学特定的研究方法是法律大数据方法,而非法律解释方法和实证法学方法。数据法学的本体论内容是数据权益,涵盖个人数据权益、企业数据权益和数据安全利益。数据法学的认识论内容是关于相关关系的研究,涵盖法律数据产品的创造和法学知识的发现两个方面。     

刑事司法证明中大数据相关关系的局限作用论

大数据相关关系形成于归纳逻辑,且经由心理建构的本质,与作为司法证明证据外元素的一般经验知识相类似。但是,意图控制一般经验知识选择及适用的英美道德约束机制抑或我国释法说理公开机制,在面对算法参与产生的大数据相关关系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不仅如此,意图使大数据相关关系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发挥逻辑黏合作用的构想,还面临难以逾越的技术难题与道德忧虑。而当大数据相关关系以意见证据样态出现时,无论是基于英美科学证据制度还是我国“准鉴定意见”的证据定位,均需对其科学可靠性进行重点审查。然而,以实证检验为核心,加之同行评议的标准体系,尚不能充分评估大数据算法分析的科学可靠性。可参考英美证据有限可采性规则及我国类似实践,仅出于特定证明目的,使用以意见证据形式呈现的大数据相关关系。现阶段,大数据相关关系仅能在刑事司法证明中发挥局限作用。     

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正当性认定研究——基于对66份司法判决的分析

数据日益成为互联网经营者重要的竞争资源,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层出不穷.规制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核心在于行为正当性的判定.本文通过对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正当性认定的司法实践考察,发现存在认定依据不统一、认定要件较混乱、认定依据具有模糊性.鉴于此,建议正视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正当性认定的特殊性,明确行为正当性的统一认定依据,健全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判定的要件体系,并结合产业政策、技术创新、消费者福利、市场竞争秩序等多种因素对行为正当性予以全面衡量.     

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2014年的92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公司法》、《公司法解释(二)》和指导案例15号确立的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在现实中均得到了积极应用,但其中亦存在以下突出问题:指导案例确认的关联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尽管获得了高度认可,但法官在援引法律依据方面做法不一而且仍有少数法官持反对态度;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认定,存在或者过于简单化,或者过于严苛化的情况;《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第2款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和"无法进行清算"等要件如何判断认定,各方理解不一。对此,需要进一步推动关联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的成文化,加强公司面纱刺破理由的规范化。     

司法大数据应用的理性化悖论及制度破解

司法大数据的运用在本质上属于韦伯式的理性化过程,其本身隐含着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内在冲突。司法大数据在帮助法官剪裁事实、量化经验、约束偏狭等方面存在诸多形式理性化的利好,但不加限制的运用会消解司法的实质理性,难以贯彻公平公正,也难以达致良好的社会效果。应当在制度设计层面为司法大数据的应用厘清界限、捍卫法官的主体地位及职业精神,这样才能破解司法的理性化悖论,真正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我国反垄断行政诉讼的困境及因应 ——基于165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行政诉讼在我国反垄断执法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通过165份司法判决文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反垄断行政诉讼虽有发展,但总体呈现发展起点低、案件总量低、执法机构被诉比例低、原告胜诉率低等"四低"现象,这与反垄断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认定困难与合法性审查范围偏窄等内因不无关系。反垄断立法条文模糊、执法专业性强等特点易使反垄断执法存在不确定性,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除了实体规范的细化保障外,程序保障亦不容忽视。所以说,为反垄断行政诉讼确立特殊的程序规则不但具有理论必要性,也存在现实紧迫性。申言之,在反垄断行政诉讼中应当尽快确立以程序参与为基础的利害关系认定制度,建立司法审查对程序性执法细则制定的督促机制,并适度加强法院实质审查的力度。     

浅析智慧司法中法治大数据的应用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法治国家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18年司法部发布的《"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提出,通过数据应用重塑优化业务流程和工作模式,推动司法行政部门履职能力的持续升级,为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提供全面有力的支撑(1)。     

法院决定逮捕问题的实证研究——基于801份刑事判决书的相关性分析

法院决定逮捕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整体呈上升趋势,适用对象以非暴力案件为主,其中最高刑为拘役的危险驾驶罪约占总数四成,与审前羁押适用状况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也背离了逮捕的适用条件等相关规定。具有行政性的法院逮捕决定权的功能应落脚于保障诉讼进行,但通过对801份刑事判决书样本的相关性分析与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法院决定逮捕的决策逻辑在于被告人是否会被判处实刑。其问题在于,法院无视逮捕的必要性审查,应然层面的审查要件与实然层面的适用逻辑相牴牾;审判阶段逮捕的程序性功能异化为实体性功能,抹去了诉讼保障功能,沦为判决结果的预演;法院以最终量刑结果呼应逮捕决定,是对无罪推定的背离。因此,应当修正法院决定逮捕的审查体系、增加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性要件。     

我国刑事司法运行的宏观现状(1995-2005)——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刑事司法错误是衡量刑事司法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分析1995-2005年之间我国刑事案件的无罪判决率、一审上诉率、二审维持原判率、再审改判发回率等数据,可初步得出近期我国刑事司法呈现出"事实性错误的发生率趋低"、"法律性错误的发生率趋高"的统计结论."事实性错误的发生率趋低"的数据事实表明我国刑事司法的办案质量呈宏观趋好的态势,而民众对刑事司法的不信任可能另有原因,对"法律性错误的发生率趋高"的错误理解或许正是重大原因之一.     

刑事司法的国民基础之实证研究——一项基于城市问卷调查的分析

刑事司法体系需要国民的信任乃至信仰,从而形成真正的司法权威,才能赢得正当性基础,刑事司法改革也才能顺利开展。调查显示,我国城市普通民众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度有所下滑,认为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并非个别现象,同时,民众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意识大为增强,具备了参与刑事司法和监督刑事司法的意愿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