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多重困境与路径革新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出境治理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贸易繁荣。当前,我国的数据出境安全治理面临着多重困境,主要表现在数据安全的概念过于模糊难以成为法治价值目标,数据出境规则设计不周延难以有效监管数据出境,数据出境监管过严导致黑灰数据产业难以遏制等。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困境根源在于技术安全难以保障,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本质价值在于确保政治安全,信用法治是合理平衡个人隐私安全与商业利益安全的创新路径。通过对我国数据出境安全治理规则的界定、解读与适用的思辨研究,建议我国在立法上确保个人权益与商业利益保护之间的合理平衡以促进数字技术的提高,进一步丰富数据出境安全治理规则以确保政治安全,多措并举引导数据出境安全治理规则的灵活适用以建设信用法治,多元共治推动数据出境安全治理的深入落实以实现我国数据出境的路径革新。     

论数据出境评估、合同与认证规则的体系化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的施行与《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意味着我国数据出境安全制度初步形成。不过,这种制度仍然存在体系程度不足的现实问题：一是内在体系层面的部分制度内容交叉;二是外在体系层面的制度关联性不足;三是现有体系架构有待上位法依据支撑。数据出境安全规则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仅以信息自主权等理论难以解释制度实施层面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必要按照“识别、评估、缓解、预防”的数据安全风险管理逻辑,将数据出境风险划分为国家安全风险、违约责任风险、技术安全风险、其他未知风险四类,并按照风险水平采用“安全评估单列,其他制度互补”的体系架构解决对应的数据出境安全风险。     

交通标识的法律性质及其救济

交通标识主要有指示性、警告性和禁令性标识三类。指示性标识与警告性标识对人的效果一般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但指示性标识与警告性标识致人损害的救济则视起诉人的权利义务与该特定物关系的紧密程度而定,可能分别产生一般行政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禁令性标识是对公物的使用规则的确定,属于一般性具体行政行为,当然能够实施行政救济,但设置合理与否以及法律效力产生的时间不同,救济后果也有区别。     

也论不动产登记错误的法律救济

在我国不动产登记之行政属性的现实基础上,要处理登记错误,不能仅依靠诉讼途径,更要注重更正登记制度的建设。在登记机关违背实质审查义务而导致登记错误,并致人受到财产损害的,要根据具体情形,来确立登记机关、申请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赔偿责任。     

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

正确认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对完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规制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行为的法律性质存在很大争议。本文认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是公安机关履行处理交通事故职责的行为,其法律性质应该是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行政确认行为。     

论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救济

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大量行政事实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济。本文指出为了适应宪政发展的要求,应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合法行政事实行为侵权和与职权相关行为侵权的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中,从而更好地保护相对人利益。     

谈行政指导的性质及其救济

随着社会民主法治的发展,行政指导已逐渐成为政府积极管理和引导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行政指导体现了现代法治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特色,体现了行政关系的平等化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及限度,必然将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行政指导绝不是离开法治的任意指导,现阶段特别需要加强行政指导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促进行政指导走上法治化的发展轨道。     

行政协议的救济困境与化解路径

行政协议因其契约特征使得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均存在违约可能。基于行政协议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理论与实践中仍存在相关问题。为此,通过比较域内外行政协议的救济模式,建议扩大行政协议诉讼受案范围、强化司法外救济、转变司法救济方式、明确补救判决内容,以期为化解行政协议的救济困境有所助益。     

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法律性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应为经济法律行为。理由是：１．出让行为的一方主体始终是国家;２．出让行为的目的和完成过程均体现出明显的国家干预,贯彻国家意志;３．出让行为是有偿的;４．违反出让合同的责任是复合而非单一的。由此指出“民事行为说”与“行政行为说”各自的不足和目前立法中的缺陷。最后,鉴于出让行为系经济法律行为,建议应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替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国有土地出让方,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的干预,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与救济

行政自由裁量作为当代行政权的主要内容,在行政管理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羁束性行政行为相比,自由裁量更容易被滥用,如何既达到设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目的,又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是行政法学一直关注的课题.本文从为行政自由裁量权划定原则性底线及程序性保障的角度认识监控途径,并且认为,以司法审查介入的方式为因其不当行使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提供法律救济是真正实现自由裁量权的有效保障,为进一步拓宽我国对于行政自由裁量的适用及控制领域提出些学术建议.     

论行政合同的法律救济

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主要是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调整必须适用行政法,对由此产生的争议也应循行政救济途径解决。从各国实践来看,对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也主要是行政上的救济方式。因此,我国行政合同纠纷的法律救济应着眼于现有行政法上的救济方式,即对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的反思与重构上。     

论行政合同的法律救济

我国行政合同纠纷的法律救济应着眼于现有行政法上的救济方式,即对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的反思与重构上。     

对举报回复性质及救济的探讨

将举报回复纳入行政法制的监督体系,对发挥公民举报权利的现实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为公共利益而举报的类型,从公民举报所针对的问题和举报行为本身两个方面探讨举报及举报回复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寻求救济的途径。     

加入WTO与完善我国行政权利救济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我国为了履行入世所做的承诺，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完善行政权利救济制度是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根据我国的承诺、司法现状以及WTO典型案例给予的启示，从保障审查机构独立性，扩大行政诉权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思路。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行为之法律救济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公务并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一种意识表示，是一种法律行为，它以设定、消灭、变更、确认和证明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内容。行政行为有效成立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合法、公正是其内在的必然要求。一个合法、公正的行政行为即使不利于行政相对人也能有效成立，反之．不合法、不公正的行政行为即使有利于行政相对人，也不能有效成立，更不具有法律效力，还导致对这种不能有效成立的行政行为必须进行法律补救。对行政行为的法律补救，     

数据跨境流动的法理反思与制度重构——兼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数据跨境流动需要在法理层面反思。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可以提炼数据无国界、数据主权、数据自由贸易、数据人权保护四种基础法理。这些法理存在部分合理性,但也存在重大困境。作为替代,应将数据安全主权作为数据跨境流动的法理基础。数据安全主权秉持安全不可分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既平等回应各国对数据安全的合理关切,又反对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可以成为国际数据跨境流动的重叠共识。我国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数据出境制度整体上与数据安全主权的法理高度吻合。但在风险认知上,需要采取合理、开放、动态的安全观。在具体法律工具上,需要针对个人信息、重要数据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采纳不同的风险评估方式。     

刍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法律性质与可诉性

近年来,医疗事故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关键依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份合法、公正的鉴定书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对于违法或不当的鉴定行为,当事人的诉讼之路却一直受阻。本文针对这一问题,从分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行为的性质入手,论证该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提倡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求更好地保护当事人权利,推动医疗纠纷的妥善解决,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