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制度之重塑

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间接侵权)制度是影响网络版权秩序最重要的法律规则。在这一领域,美国式的安全港规则居于统治地位。十几年来的网络版权实践表明,安全港规则不合理地降低了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损害了网络服务商预防第三方侵权的积极性,使得网络盗版泛滥。为了克服安全港规则的制度缺陷,美国和中国的法院被迫限制适用红旗标准或策略性地适用引诱侵权和替代责任规则,结果过度扭曲了网络间接侵权规则。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在修改著作权法时应当果断地放弃美国式的安全港规则,恢复侵权法一般规则的适用,强化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     

中国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的立法逻辑：信息成本的视角

我国垄断协议的安全港规则与美国、欧盟均不相同，多阶段决策模型为不同的安全港规则提供了解释框架，即各国安全港规则的设立、适用范围、法律后果都是在信息成本与错误成本之间寻求均衡的结果。相较于本身违法原则，安全港规则能有效降低反垄断决策过程中的假阳性错误，防止反垄断法的过度威慑。但与其他法域的安全港规则不同，我国最新通过的《反垄断法》采用的是抗辩模式，即经营者需要承担市场份额等监管机关所要求条件的证明责任。此种立法逻辑一方面是对我国现有“原则禁止+例外豁免”体系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是基于我国反垄断监管机构调查能力薄弱、人员不足和证据规则缺乏的现实考量，其本质是监管机构将高昂的信息成本分摊给被监管者。     

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的性质定位与规范修复

《反垄断法》2022年修改时引入了垄断协议的“安全港”制度,但与之前相关指南中已有的“安全港”规定存在冲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对欧盟“安全港”制度的错位引入和片面理解。欧盟“安全港”制度与其垄断协议分析模式一脉相承,在垄断协议的“消极效果评估”和“积极效果评估”两个阶段,各存在一个“安全港”,这两个“安全港”的性质分别属于损害排除机制和集体豁免机制。我国现行相关领域反垄断指南与《反垄断法》中的“安全港”,分别借鉴了欧盟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安全港”制度,这是导致制度冲突的重要原因。从实践看,这两种“安全港”制度在我国当前均有引入的必要,但着眼于现行法,反垄断执法机构可借助《反垄断法》授权其确定“安全港”适用条件的便利,要么直接将转售价格维持排除在“安全港”的适用范围之外,要么为转售价格维持增设额外的适用条件,以更好适用“安全港”规则。     

论美国破产法之金融合约安全港规则

金融合约的安全港规则,包括安全港规则的立法原因、金融互换及其他金融合约的定义、受保护交易及其判定方法、受保护主体、破产机制豁免待遇内容及其评价等。美国破产法典确立了金融合约安全港规则,我国破产法在此方面有所欠缺,应建立我国的安全港制度。     

论“民事法律原则”司法适用之法哲学基础——在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理论视域内的探究

关于法律原则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历来都是法理学界争议的焦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都是法律规范的下位概念，共同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逻辑结构上，法律原则不像法律规则那样具有具体的假定条件、可操作的行为模式及明确的法律后果，因此两者在法律适用方式上亦有重大区别。“法律原则”只是对行为及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为判决指示一定的方向，授权法官在具体个案中依价值判断进行法益衡量并予以适用。     

论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规则是法律解释方法的基本构成要素，它为法律解释提供确切的思维路径指引，并为法律解释过程提供精细化的操作准则。倡导法律解释规则的适用，在于解决法律解释方法研究的哲学化、复杂化之问题，凸显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为清晰地认识法律解释规则，需要从概念厘定、性质之辩、功能定位及研究旨趣等角度展开。当前法律解释规则研究，仍然存在着赋予法律解释规则思维指令性等问题，需要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质属性等角度予以纠正。建立在语言学与实质性解释规则分类基础上的具体适用，遵循了形式到实质渐进的解释路径，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关于市场行为的法律思考

市场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行为场生存与发展——需求——动机——行为,这是人类行为产生的一般规律。在正常条件下,凡是行为,无论任何形式的行为,都与行为主体所要达到的动机目标紧密相连。说到底,行为与其利益目的相一致。我们的任务在于通过法律、法规、规则、守则等消除不良行为,避免错误行为,扼制违法行为,制裁犯罪行为以及支持正确行为和保护合法行为。     

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及立法构造

对于受制于集体行动悖论的共益权规则、维权效益低下的私益权规则、难以标准化的义务规则、实施成本高昂的法律监管规则，以及责任边界不清晰、威慑作用有限的法律责任规则的实施，相关法上的惩罚机制作用有限。为了弥补惩罚机制功能局限、强化法律实效，应当为法律实施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改变法律私人实施效用函数，将法律公共实施转化为私人实施，促使法律实施行为外部性内部化，消除法律实施过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导法律主体主动遵守和适用法律规则，使其行为符合立法目的。申言之，一是通过经济利益给付、荣誉褒奖、资质评定和信用公示等方法，使法律实施与立法目标激励相容，以此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减少委托代理关系下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二是厘清产权关系，将法律实施的外部性内部化，使每项行动决策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相对应；三是通过优先权奖励、保障权利行使、降低适用成本及法律责任减免或替代承担，使法律实施的成本收益结构回归均衡。     

一九九四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建议规则

解释规则共同海损理算，适用下列字母规则和数字规则。凡与这些规则相抵触的法律和惯例，均不适用。除首要规则与数字规则已有规定者外，共同海损应按字母规则理算。首要规则只有合理作出或引起的牺牲或费用才可列为共同海损。规则A共同海损行为，是在，并且只有在为了共同安全     

论民法中单方法律行为的体系化调整

泛契约化的调整模式并不能当然适用于单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是单方意思自治的外在表现形式,基础在于法律行为,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与双方法律行为不同,单方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该种意思表示一般不能予以撤销,在意思表示具有瑕疵时也应如此。除为自己设定义务的单方法律行为之外,不得附条件或期限,否则该行为无效。单方法律行为具有独立的规则,为实现单方法律行为的体系化,避免单方法律行为的契约化,未来应该在民法典总则中规定单方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如此规定,单方法律行为作为债的发生原因才具有存在的基础,民法典各编中的单方法律行为也才具有适用的基础。     

论习惯作为民法渊源

我国正在制定民法总则,我们有必要确认习惯是重要的民法渊源,这有利于丰富民法规则的内容,保持民法规则体系的开放性和有效实施.习惯要成为民法渊源,其应当具有长期性、恒定性、内心确信性以及具体行为规则属性,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在法律适用方面,习惯应当优先于民法的基本原则而适用,但其适用顺序应当在具体法律规则之后.     

国际私法上的特征性给付方法:规则还是原则?——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立法而作的法理学思考

特征性给付方法是在涉外合同当事人未选择合同准据法时,根据合同之债的特征性给付行为的属性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一种国际私法方法.特征性给付方法首先表现为确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准据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其次表现为确定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准据法的例外原则,是法律适用规则与原则的统一.特征性给付规则与原则在国际私法立法上的结合,体现了两大法系严格规则主义和自由裁量主义价值观的逐步融合.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应以特征性给付规则的方式就各类合同准据法的确定做出具体的规定,同时吸纳特征性给付例外原则,以体现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法律适用规则与原则的统一.     

竞争法的域外适用有悖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竞争法的域外适用，是指将一国的竞争法适用于其领域之外，是各国用以规范合理竞争的各种法律制度的统称。竞争法作为强制性的法律，大多表现为各国的国内法，用强制手段（民事、行政或刑事处罚）来外罚不正当竞争行为。国际上一直试图制订一套对各国都普遍适用的关于限制性商业做法的国际性法规以克服各国有关法律在这方面的分歧。１９８０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控制限制性商业做法的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虽然《规则》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但作为联大通过的决议，它为建立管制限制性商业…     

论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房屋拆迁案件中误拆等行为主体的推定实质体现出表见代理的适用，显示出行政法领域对表见代理制度的现实需求，不过行政法中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应有别于民事领域。为了平衡公法秩序与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行政法中应根据表见代理人不同的行为类型以及相对人的错误信赖程度，来确定代理有效抑或代理无效，但被代理行政机关需要承担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认定表见代理人行为的法律性质。基于表见代理人行为性质的最终认定结果，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使得被代理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悬赏广告法律问题新探

由于我国法律未设明文规定,所以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素有要约说(契约说)与单独行为说的争论。主张单独行为说的学者在指出要约说局限性的基础上,多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正义的角度立论。本文认为,我国虽无关于悬赏广告的明文规定,但如有相关的具体规则可资适用的,自应优先考虑适用。单独行为说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法律上尚无关于单独行为的一般规则,依学理解决,难免滋生弊端,国内曾有不同法院对悬赏广告案件作出完全相反判决,即其适例。反之,采要约说,法律上有较为完备的规则为依据,加以正确适用,有利于案件的…     

反思与选择:我国财政法律的域外适用

类比《证券法》等部门法的域外适用立法实践，我国现行有效的财政法律在域外适用制度方面还呈现出相对保守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域外效力之管辖权确立规则缺失，法律责任规则之域外效力内容不明确，域外适用之实施效果不确定，域外适用效果之保障规则缺位。反思欧美等国家的域外适用立法实践，其过度域外适用也带来了国家主权利益冲突、管辖权冲突、遭遇他国阻却性立法之限制等挑战。故在财政法律的域外适用原则上，不宜突破国际礼让原则、实际联系原则、相称性原则之限制，以寻求域外管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克服不当域外适用的负面效应。具体域外适用规则之确立方式，可按各类财政法律法规的功能区分，选择性设定域外适用效力规则与域外适用效果规则。对外妥当运用互惠原则、多边主义国际管辖权规则以协调国际管辖权冲突。以期在财政领域中提升跨境监管的力度与效果。     

冲突规则是确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的重要原则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各国都依本国法律中的冲突规则来确定。冲突规则是国际私法特有的法律规范,是指特定涉外民事关系应该适用哪国法律来调整的行为规则。不同性质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要由不同的冲突规则来确定。而各国法律中的冲突规则,又是依国际私法的冲突规则为基础,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的。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研究

法律行为之外的原因所引起的物权变动在诸多方面均不同于法律行为所引起的物权变动。我国《物权法》比较全面地构建了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则体系，但其中仍有部分规定不够明确，本文从法理和实践出发，试图阐释相关规定的内涵，以期较为准确的理解和适用这一制度。     

论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私法性质与规范适用——兼论《民法典》上同意的非统一性

个人信息主体同意通常属于准法律行为，在例外情况下也具有意思表示属性。当存在对价关系时，同意构成“承诺式同意”，合同关系与个人信息处理关系并存，数据交易的双重结构由此展开。作为准法律行为的同意能否参照适用法律行为规则，应结合特定利益状态进行判断。平台经营者与用户之间的不平等状态与格式条款提供方与相对方之间的关系类似，因此隐私政策、服务协议可以参照适用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的格式条款规则。具有意思表示属性的同意则同时受到法律行为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双重规范。在民法典时代，法律人应克制体系化冲动，承认同意理论的非统一性，避免为了追求形式美感而忽视复杂规范框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WTO若干原则与公安工作

WTO 协议是成员国政府在制定国际贸易领域中有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的政策和做法所必须遵循的一整套规则。WTO 协议规定了成员国政府在多边框架内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中国加入了 WTO,就必须在经济行政方面、在司法审判方面都要按照 WTO 规则办事,确保 WTO 规则在中国得以实施。这是中国履行作为 WTO 成员方的义务需要,也是中国履行所加入国际条约的义务需要。至于如何适用 WTO 规则、能否直接适用WTO 规则,则涉及到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关系问题,以及哪些具体的法律关系与 WTO 规则冲突或相影响等问题。WTO 的绝大部分规则或原则是以政府的行为为内容并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与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密切相关。本文并不研究 WTO 规则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