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构成要件法定原则的逻辑展开

我国行政处罚法对处罚法定原则的制度布置偏重于法律效果侧面，对构成要件侧面较为忽视。构成要件法定可分解为违法行为法定和要件要素法定两个维度。在违法行为法定维度，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拥有违法行为的创设权，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仅能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授权立法或执行性立法补充设定部分违法行为。在要件要素法定维度，应秉持相对法定主义，容许立法设置空白要件和不确定法律概念，但应提升空白要件的明确性，并构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规则。基于“行为—要素”框架的处罚要件法定原则，具有运行封闭和认知开放的特点，有助于保障行政处罚系统在维持自主运作的前提下动态调适。     

程序性犯罪构成要素的性质

在当下的中国刑事立法上,存在着一系列具有程序性特征的实体构成要素,可称之为“程序性犯罪构成要素”。其与诉讼条件、行政前置性条件等既存范畴之间存在一定区别,具有独立的概念化空间。此种要素绝非仅具证明指示功能的程序性要素,而是在犯罪成立体系中具有实体裁判机能的要素。立足于阶层论的体系背景,此种要素既参与构成要件行为的定型化塑造,又具有明显的行为指引与呼吁功能,同时事关法益侵害的规范评价,且需要行为人一定程度的认知。因此,它与不法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是客观不法的内在构成要素,不能将其归入客观处罚条件之中;而如立基于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此种要素则应被归入客观方面要件中加以整饬。与此种要素的性质定位紧密相关,在既遂、共犯认定等犯罪形态领域,应进行贯穿性思考,同时妥善协调其与责任主义之间可能的紧张关系。     

《中华民国民法》“第一条”的源流与功能

民法学者多认为《中华民国民法》（以下简称“民国民法”）第一条经《大清民律草案》，继受于《瑞士民法典》第一条，但却无法圆满地解释两者在条文表达方式和规范功能上的差异。该条文近则承袭于《大清民律草案》，远则继受于日本、德国法。该条文虽然形似瑞士民法，而条文内容与规范功能则完全取法于日本民事法令。在解释适用过程中，该条文发挥了三种规范功能：其一，它是“法律适用”的指示性规范，明确了民法渊源及其适用顺序；其二，它设定了民法解释的边界，维系了以民法典为中心的统一而又开放的民法体系；其三，审判机关在解释适用过程中，弥补了该条文的立法缺陷，进一步完善了它的指示功能和体系化功能。     

德国公司治理立法的最新进展及其借鉴

2002年德国完成了《德国公司治理法典》的制定工作,并于2006年6月进行了最新修订。《德国公司治理法典》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通过修订《德国股份法》第161条,在《德国股份法》上创立“遵循或解释原则”,使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德国公司治理法典》囊括了公司各组织体的治理规范。其创新之处在于:注重协调监事会与董事会的运作关系;注重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新设中期财务报告制度;强化财务报告审计人的义务;强化监事会的独立性和董事的薪酬披露义务。《德国公司治理法典》的实践启示我们,我国的公司立法应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立足于现有模式,有效吸收具有普适性的优秀制度。     

论我国行政犯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内容之填补原理与方法

与自然犯的构成要件不同，行政犯构成要件之中包含规范要素，即“违反前置行政法规”,规范要素的内容需要通过前置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予以填补，填补的内容关系着构成要件的准确适用。行政犯构成要件规范要素内容的填补原理在于法秩序统一，也就是前置行政法规与刑法评价的行为类型具有一致性，在目的上统一于前置行政法规与刑法共同保护的实体性法益类型。行政犯构成要件规范要素内容的填补方法在于以行政犯构成要件行为类型及背后的实体性法益为基准按照三步走的方法选取适格前置行政法规进行填补。第一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挑选出与刑法构成要件行为类型具有一致性的保护性规范；第二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选取出第一保护性规范所保护的调整性规范；第三步，在前置行政法规中筛选出保护实体性法益的保护性规范和调整性规范。     

论“禁止法律规避”制度的废除——兼论我国国际私法法典相关制度的重构

禁止法律规避制度的要件构成理论存在如下悖论：对于无明文立法的模式而言，规避行为的判定与规避意图的认定互为前提，陷入自我循环论证误区。对于有明文立法的模式而言，其原则化立法易与私法体系背道而驰，其规则化立法则会陷入“规避法律—规则援用—自始未规避”的逻辑悖论。该制度在规则适用上存在制度性障碍：当事人无法制造连接点，因而缺乏规则实现的前提；在制造连接点以外存在同等实现法律规避的行为类型；依法待证的“规避恶意”因缺乏实体法与程序法基础而无法证成；其规则法律管教主义浓厚，且其本身容易构成冲突法悖论。该制度在法律体系上存在自我冲突，不当干预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现有的“直接适用的法”与“公共利益保留”体系框架下横亘其中，无所适从。该制度与现代国际私法潮流相背，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难觅踪迹。现行我国禁止法律规避制度的瑕疵和弊端频现。尚处在立法探索期的我国国际私法法典对法律规避的规范不应保留，要重构“目的—行为”体系，全面改革立法目的；对于作为准据法选择的进攻性工具，“直接适用的法”应采取谨慎立法态度，避免司法权滥用；对于作为准据法选择的防御性工具，“公共利益保留”应与我国国内法律体系相衔...     

论恐怖活动犯罪的主观要件

恐怖活动犯罪有别于普通刑事犯罪,国内国际立法针对恐怖活动犯罪做了特别规定,但是目前我国反恐立法关于恐怖活动的界定不足以区别确定恐怖活动犯罪,影响了反恐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我国的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的差别只存在于犯罪的主观要件上,恐怖活动人员意图以非法暴力手段实现分裂国家、宗教极端思想等目标是恐怖活动的关键特征,应在立法上得到确认。我国在《反恐怖法》上定义恐怖活动和恐怖活动犯罪时,应明确规定"意图以非法暴力手段实现分裂国家、宗教极端思想等的目标"这一特别主观要件要素。     

《民法典》第967条(合伙合同的定义)评注

《民法典》第967条至第978条，构成合伙合同的规范群；其立法目的在于以合同形式规范民法上的合伙关系，并为《合伙企业法》等单行法供给一般法支撑。第967条为立法定义，但并未从主给付义务角度定义合伙合同，而是提取“共同的事业目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三个要素，作为合伙合同的构成要件，从内容控制角度确立合伙合同的类型。旧法及比较法上所采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等促进义务，依据第967条并非合伙合同的必备条款，故而就法律结构而言，我国法上的合伙合同更具框架协议的外观；同时，就法律性质而言，涉及协议面向的共同法律行为属性及组织面向的民事权利能力疑问。实务中常见的类型争议，则包括隐名合伙与名实之辩。     

论原因在合同效力中的功能

根据我国《合同法》，合同生效原则上仅需当事人达成合意，此种合意模式借鉴自《德国民法典》。但是，从比较法来看，合同生效往往需要其他要件。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允诺模式即在当事人合意之外，又规定了原因为生效要件。原因在法国合同法中主要起到真实性指示与许可性标准的作用。而德国法采合意模式后，原因为当事人合意所吸收，通过法律行为的具体制度解决了这两大问题，故而不再需要另行规定原因作为生效要件。此种立法模式是现在世界立法主流趋势。     

我国立法法应规范的“法”的范围

我国立法法应规范的“法”的范围马怀德刘勉义目前我国立法部门正在着手起草《立法法》，这部法律应当规范哪些内容？“法”的范围有多大？这些问题是理论界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本文依据宪法、组织法及特别授权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立法实践，试就“法”的范围作一探讨...     

治安管理处罚法新看点（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从其立法原则和主要内容看，这部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的立法宗旨在于，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的同时，又对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和监督，以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与1986年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新法体现了“程序严格、处罚规范、宽严适度、保障人权”等特点。     

前构成要件行为概念之提倡——兼评可罚违法性理论和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

前构成要件行为是指尚未进入刑法评价的行为,是刑法评价的对象。前构成要件行为具有行为性和法益侵害性两大特征,由行为人、行为、行为对象以及法益四个要素予以体现。前构成要件行为的功能在于将法益侵害轻微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评价对象之外,并且区分了刑法评价对象和刑法评价本身。因此,前构成要件行为实质上发挥了三阶层理论中可罚违法性的机能,并且暗合了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避免了其在犯罪论体系上的弊病,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民事立法对民事习惯的复杂禁止

民事习惯是民法典编纂不可忽视的元素,但是当前民事立法对民事习惯的规定形式单一,过于概括.民事立法对民事习惯规范的应对应该是一个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共同作用的复杂规范体系,而其中禁止性规范是基础规范.通过具体考察分析复杂的民事习惯实践,结合禁止性规范中效力性禁止、管理性禁止的区分,就会发现对民事习惯的禁止应当是复杂的而非单一的“一刀切”模式,具体来说包括全部的效力性禁止、部分的效力性禁止、管理性禁止和不得禁止四种规范应对.同时为了表意的准确,禁止性规范表述上采用不同的规范语词也是必要的,根据不同情况可以采用“不得”、“禁止”、“不得禁止”等语词.只有细致地分析认识民事习惯的复杂性以及对其禁止的复杂性,才是对待民事习惯的合理态度.     

论《旅游权利法案》的国际法性质及在我国的适用

《旅游权利法案》是世界旅游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属习惯国际法，可通过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在内国得到适用。我国在制定旅游基本法时应转化和吸纳其相关原则、制度与规范，以国家立法形式使《旅游权利法案》在我国得到适用。     

论夫妻间不动产赠与的法律适用——《婚姻法》第19条及《解释三》第6条的适用

《婚姻法解释三》第6条对于夫妻间不动产赠与作出了特殊规定,依法条文义解释,其与《婚姻法》第19条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并不冲突,但是却不符合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与目的。尽管如此,现阶段审判实务中仍只能适用《解释三》第6条,根源在于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本身的不完善。虽然该条文的适用解决了较多纠纷,但其给婚姻家庭立法带来更多的问题,应从夫妻约定财产制本身加以完善。     

民法“重大误解”继受之反思 ——兼以台湾“民法”第88条第1款为例

我国民法“重大误解”极可能是借鉴苏俄民法，而后者却受到德国法的重大影响。但我国立法的继受混合而间接，亦未结合理论建构，发端于继受过程中的“误解”一语的不当使用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混乱。台湾地区现行“民法”，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修改制定完成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其意思表示错误部分的规定亦大多源于《德国民法典》。但其第88条第1款规定中“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之规定虽源于德国，却与德国法规定及解释皆不相同。这一问题在司法中造成了混乱，而学说也未能找到妥当的解决方案。建议在我国民法总则的立法中回归传统民法意思表示错误的概念，并明确其构成要件。     

浅议国家赔偿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的重大进步。但由于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建设起步比较晚,受历史传统观念习惯及立法体制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国家赔偿法》已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例如赔偿范围窄等,由于立法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妨碍了国家赔偿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本文分析了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赔偿范围规定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国家赔偿范围的建议。     

“交易习惯”研究

习惯、习惯法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近现代各国都比较重视习惯法的研究工作 ;相反 ,具有数千年习惯法 (礼 )传统的我国对习惯法的研究却甚少。新通过的《合同法》用九个条文规定“交易习惯”的适用。本文认为 ,合同法所言“交易习惯”即指习惯法 ,其成立要件及其在合同法中的作用在文中将得到具体讨论。文末 ,作者还对交易习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的具体实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之商人概念研讨——以“依法登记”要件为例

工商行政管理法选择商人身份的要件,旨在解决市场准入方面的管理问题,而商法规定商人身份的要件,则是为了解决商法规范适用的主体范围问题。规整目的不同,在商人身份要件的选择上亦应有所不同。在商法领域,在实际商人的一般定义中,不以依法登记为要件应是比较妥当的选择。未来制定《商事通则》时,应当考虑将《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第5条第1款一分为二：以“法律形式”为核心要件建构要式商人,以“营业经营”为核心要件建构实际商人。     

立法上如何安排行政没收？

立法上如何安排行政没收，一直是行政处罚法上的难题，尤其是“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人们一直以“制裁性”为靶子，反复质疑现有的立法安排。从根本上来看，行政没收兼具行政处罚和保安处分的双重属性，二者的区分不在于是否具有制裁性，所有行政没收都具有制裁性。但是，并非所有行政没收都是行政处罚,因为“制裁性”并不是行政处罚的唯一要素。因此，将行政没收从《行政处罚法》中全部予以剔除，并不妥当。但是，反过来将所有行政没收都收入《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条款中，同样也不妥当。较好的立法策略是将行政没收写入《行政处罚法》，但不在处罚种类条款中予以列明，而是另设专章。这可以很好地兼顾行政没收的行政处罚和保安处分的双重属性，也是德国《违反秩序法》第五章的立法逻辑，应作为我国《行政处罚法》未来的修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