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评点者对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影响

明清时期,在同一部小说的不同版本中,某些批点文字时常被转化成情节文字,由此小说文本形态也随之演变。明清小说评点者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使他们在事实上成为小说的"第二作者",他们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增删改易而与作者一起左右着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眉批、夹批、旁批、圈点等评点形态皆依附于小说情节文字,缺乏独立的文本价值;而其他出于评点者之手的种类繁杂、名目不一的附录也有赖于小说文本而得以传播,显然这些"副文本"已成为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构成要素。     

中西小说隐含作者意图伦理之比较

探讨隐含作者的意图伦理,可以将小说的伦理效应和真实作者的伦理责任区分开来,隐含作者的意图伦理由此显示出它在小说叙事伦理中的重要性。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中国古典小说的隐含作者一般是伦理先行,西方小说的隐含作者则兼有伦理先行和道德后觉,前者的伦理是规范伦理,后者的伦理主要是德性伦理;在人物和伦理关系的把握上,中国古典小说的隐含作者让伦理来规范人物,西方小说的隐含作者则让人物来显示伦理;在情节和伦理关系的处理上,中国古典小说的隐含作者让伦理笼罩情节,西方小说的隐含作者则让情节折射伦理。     

刘震云小说的言语修辞透视

本文引进叙事学理论探讨刘震云小说的修辞特征，认为作者与读者的交际关系是通过委托人——叙事人来实现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刘震云小说叙事人称和叙事语言的特征与作者意图之间的关系，指出叙事人称和叙事语言是服务于作者的表达意图的。第二部分探讨了刘震云小说结构上的特征，认为其小说都是否定性结局，而其情节结构上的发展则是由巧合推动若干个结构相似的小周期来完成的     

论情节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兼论新时期小说创作忽视情节的倾向

提起小说的情节,我们总会首先想起高尔基关于情节的著名定义:“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在一般的理论著作中,这个定义就被简化成了“情节,就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几乎所有关于情节的理论,都是对此的生发和演化,几乎没有一种理论阐发不是以此为出发点的,的确,高尔基的这个定义,相当精辟地概括了人物和情节的整合关系,对于指导     

明清传奇互文性创作研究——以传奇对《牡丹亭》的接受为中心

互文性是文学作品的天然属性,互文性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即在于对文本及其生成进行研究。由于传奇文体的独特性,其互文特质尤为明显。以明清传奇对《牡丹亭》的创作接受为例,可以考察明清传奇互文性创作的生成、表现、类型和心理。     

《浊江》和《倾城之恋》中戏剧要素的对照分析——借用视点结构相关理论

《浊江》和《倾城之恋》对于戏剧要素的运用,使得其文本呈现出混合小说与戏剧两种不同文学形式的跨界性。在两部作品中,人物对话中出现的戏剧要素主要体现为视点结构的运用。小说通过弱化叙述者的声音,使文本意义的多重建构成为可能,打破了权威性和绝对性的价值判断。这既是基于作家个人对于戏剧的观察和体悟,又体现出非主体叙述这一女性写作的特征和动荡时期话语权分散的历史必然性。对作为"明治的民间说书人"的樋口一叶,与自称为"自食其力的小市民"的张爱玲之作品的对照分析,可以为不同国籍作者的作品中体现出相似的集体意识这一文学现象,提供具体而微的观察渠道,深化对小说之"社会心理史"意义的认知。     

“文革”与当代先锋写作——先锋作家的文革叙事策略及文学价值

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其"文革"叙事具有明显区别于此前小说的叙事策略和精神指向。先锋小说主题层面不再是印证、附和主流话语规范,不再以揭露和批判为价值旨归。在叙事策略上,作为大历史和故事主要情节的文革,逐步过渡为小说的背景或荒诞变形的历史,文革由写实转向心理化、寓言化和象征化。在价值意义上,先锋作家的叙述重心与叙述意图落在对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文革创伤心理与精神困境的深度开掘上,通过荒诞狂欢的语词与隐喻多义的文本,建构了一代人真实的文化记忆与心理创伤。     

浅谈著作权的灰色区域

本文针对创作小说时借鉴他人小说人物名称、情节的现象,从著作权基本含义及其客体、主体、内容方面入手,应用"思想与表达二分原则"、"公共领域理论"、"利益平衡原则"、"著作权限制"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理,借鉴"角色促销"的概念,并从法理正当性等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得出结论:合理地借鉴他人作品的人物名称、情节产生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构成侵权;但是如果借此在相关公众中产生误认、混淆,以至损害原作者的经济利益或声誉,则具有可罚性,在著作权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应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规制。     

日本汉文小说的创作宗旨及文体

日本汉文小说的作者构成以江户时代为界呈现出不同面貌。江户时代之前,其作者多为显贵出身,之后则多为儒学学者和普通文人。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小说题材和描写对象的选择,社会底层的生活因之而受到了更多关注。日本汉文小说的创作宗旨有四:"备修史之料、补史传之阙";为治世者及大众提供"守文施治之术"、"修身处世之方";与众同乐、彰显风雅;为学汉语者示以"作文之法"。在文体上,日本汉文小说基本承袭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所有样式,但以杂记体和传奇体的运用最为普遍和娴熟。     

论哈代小说的历史文化底蕴

19世纪英国小说家哈代赞扬和向往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精神,他的这一思想倾向鲜明地表现在他的小说中游苔莎和淑等重要人物形象的身上,他的小说的故事背景和情节进展与英国古老的历史化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小说对基督教化中传统的贞操观念持批评否定态度。他把民俗化与他的小说的内容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民俗化现象常常影响到人物的命运甚至生死。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从商标权财产化角度论商标专用权人资格等相关问题

一、前言 商标权的性质本来就带有浓厚的财产性,但在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都并非先由于其财产性而加以保护,反而是以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如：借对商标的监督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权益、企业的公平竞争等公益的角度率先立法,如126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面包师强制标志法。根据该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