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案中多种情节并存时量刑的综合平衡

在审判实践中，往往会遇到一个犯罪案件存在着多种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在这些情节中，既可能都是从宽处罚情节，也可能都是从严处罚情节，还可能是既有从宽情节，又有从严从重情节，两种逆向情节并存。这种诸种量刑情节并存时量刑的综合平衡要比单一情节的案件适宜和刑罚复杂得多，而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存在着争议，所以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一、适用多种量刑情节时应把握的原则在量刑时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好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并非容易，这主要是由量刑情节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的。所以，量刑情节的适用不可能有一个整齐划一…     

假冒商标犯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侵权行为包含三个要素:即在"同一种商品"上、"相同的商标"和对商标的使用.正确理解和界定这三个要素,是定罪的前提和关健.只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人意识到其销售的可能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就有认知的一面,尽管还不是确知,也应认定为"明知"."两高"的司法解释确立的入罪"门槛"是适宜的,所确定的数额较大与巨大的比例也较为合理,既明确了侵权与犯罪的界限,又注意了定性与定量的协调统一.应当将既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又销售伪劣商品的这种情况视为法条竞合犯罪形态,按照重法优于轻法原则,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     

大数据法律保护模式的比较分析——以全国首例利用网络爬虫技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为例

大数据是数字时代的重要资产,对大数据的司法保护,可以尝试不同模式。但是,大数据的特性决定了其既不适用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的保护模式,也很难适用著作权法的保护模式。文章认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大数据是切实可行之路。在该保护模式中,一般条款的保护模式比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更具实用性。     

财税法的衡平发展功能及其法治构造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一种回应型法,财税法的社会利益本位性质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控性决定了财税法具有促进社会平衡发展的作用。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的内涵可从税收公平、财政转移支付和创新驱动发展三个维度展开。税收法定、预算公开和创新激励财税政策法治化形塑了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的法治结构。财税法衡平发展功能是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能动回应,统一于促进社会平衡发展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宏伟目标中。     

刍议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和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从理论上讲，观念反映思想、决定行为。所以，发展观必然决定发展道路，影响发展战略与战术，从而决定发展结果和反映发展效能。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与确定，不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推进检察工作发展的指导方针，既为检察机关自身建设提供了科学发展的思路，又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论中国现代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

法是为满足社会关系的调整需要而产生的,所以法的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总是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现实需要。中国现代经济法,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而产生、发展的,与经济建设步伐息息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也出现了明朗化的趋势。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市场经济运行关系和国有企业内部特定的经济管理关系,既不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畴,又超出了传统民商法的界限,但是三者紧密联结为一个统一体,构成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并由此决定了内涵于中国现代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什么是《法理学》?

我们现在开设的这门课程——法理学是法学基础理论的另一种叫法,或者说是法学基础理论的简称.这门课程在五六十年代,曾叫做国家与法的理论,其内容既包括国家问题、政治问题的基本理论,也包括法律问题的基本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是密不可分的.不弄清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也看不清法律问题.所以把国家与法放在一起、在其紧密联系中来研究其基本理论,有合理因素.但法律问题又不等于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它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弄清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也不就等于弄清了法律问题;而法律问题弄不清又会影响国家问题、政治问题的弄清.在当时(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比较强调国家问题、政治问题,而对法律问题重视不够,最     

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

本文认为:行政法的全部发展过程就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则应当是“平衡论”:即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在总体上应当平衡。它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分别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自我平衡。“平衡论”是以各种现实的法律手段作为存在基础和实现保障的。建立“平衡论”的理论范畴,对于推动行政法制建设沿着正确轨道发展,促进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对于实现民主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测测孩子的根器

佛法中有根器一词。所谓根器,代表了一个人成长的潜质。好根器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反之,则可能一生碌碌无为或让家长操一辈子的心。根器不等于学习成绩,也不等于机灵会来事,根器是一种气度,是一种志向,是一种胸怀,根器真的能决定孩子的未来。     

和谐社会中法律价值的冲突与选择

法律价值冲突曾经对我国的和谐发展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城乡发展不平衡与“公平”、“效率”间的价值冲突有关,地区发展不平衡与“自由”、“平等”间的价值冲突有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与“人权”、“秩序”间的价值冲突有关。妥善协调法律价值冲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法律价值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由法律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又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建设法治的历史环境以及制度选择密切相关。妥善协调法律价值冲突,应遵循以人为本、相对位阶、化解冲突和多元适用原则。     

关于平衡理论的性质分析与价值探讨

一、关于“平衡”的界说 以“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提出后，就“平衡”之含义，具有多种不同的认识和观点，现列举如下： 观点一：“平衡论”之首创者认为，“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和关系中．权利义务在总体上应当是平衡的。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的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义务的平衡；既表现为行政机关自身权利义务的平衡，也表现为相对一方自身权利义务的平衡”（１） 观点二：有人认为，“行政法中的平衡，实质上是一种使各种对峙或冲突因素处于相互协调之中的和谐状态，它可以分解为以下方…     

欧盟法对法律全球化的意义

欧盟法的出现在理论上给我们提出了挑战。究竟如何看待欧盟成员国把属于自己主权范围的权力转移给共同体现象?即欧盟法是超国家法,还是国家间的法,还是其它什么?文章认为,对欧盟法究竟属政府间的法,还是超国家的法,应采取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辨证的观点来看待。不能作绝对的回答,而应依时间、领域不同而不同对待,不顾发展不平衡而用一个框架、一种模式、一种普适主义的公式笼而统之是不切合实际的。     

我国律师现状及其发展之思考

目前，要求中国律师业快速发展的呼声很高，但客观理性地讲中国律师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快，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迟缓，有些甚至不能维持生存。律师的发展，固然受经济制约，但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律师制度在政治体制的框架中是作为民主与法制的一种象征，而非社会民主法制的一种平衡和制约力量，律师制度不能保障律师充分发挥作用，律师政治地位低，致使律师的作用十分有限，也不可能为整个社会所重视和认可。当前，世界上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社会平民化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各国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不可能不…     

论商法

本文按照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对诸多涵义和意义迥异的“商”法概念做了澄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商”与工以至农、金融。教科文卫间的行业壁垒消失,法对于泛商化社会条件的反应就是民商合一,同时由国家保障公共产品供应、维护经济协调运行和发展的需要所决定,“商”还冲出民或私的领域,成为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指出,由于英美法向来不拘公私、民商之分,有包容行政、“民、行（政）”不分的真正的“大民事”,所以其“经济法”实在很发达,没有“经济法”而不需要经济法,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ａｗ也不是什么商法。大陆法系的商法则已在公、私冲突和交融之中寿终正寝,需要由“经济法”来协调和融合公与私,以免公、私理念和制度在对立冲突中两败俱伤。因此,商法并非实际的法部门和法现象,但不妨在一般私法或不严格的意义上使用“民商法”或“商法”的提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快经济发展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经济的充分发展、协调和谐为基础。因而也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既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又面临着经济不发达、不成熟所带来的问题和困扰。     

WTO框架下的动物福利与公共道德例外

2014年5月22日,欧盟海豹产品案发布上诉报告。该报告第一次在WTO框架下阐释了动物福利措施与公共道德例外的关系。一方面,肯定了欧盟保护与海豹福利相关的公共道德目标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认为欧盟措施的具体实施方式构成了武断的、不公正的歧视,从而最终否定了欧盟措施的正当性。WTO试图在一成员保护动物福利的权利与其他成员在GATT1994协议的自由贸易权利之间维持平衡。动物福利措施既有其合理的方面,同时又可能成为新型的贸易壁垒,动物福利与自由贸易之间冲突的最终解决需要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放与限

放权的历程 “较大的市”及其立法权,是我国立法体制中极富特色的一个概念,也是我国立法权不断变迁、日趋开放的缩影. 改革开放前,我国曾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立法体制,除了民族自治地方外,立法权由全国人大集中掌握.然而,单一制的国家性质,幅员辽阔而又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塑造既统一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以扭转法制供应不足的困境.1979年出台的地方组织法,正是在此背景下首次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并由1982年出台的新宪法进一步加以确认.这是我国立法体制的历史性变革,由此揭开了一般地方立法的帷幕.     

驱逐出境是一种刑罚方法

《政治与法律》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刊登了于志同志的文章:《驱逐出境不属于刑罚》。该文认为:驱逐出境既不属主刑,也不属附加刑;驱逐出境既可由法院判决,也可由公安机关命令宣布,所以驱逐出境不属于刑罚,而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论新形势下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民法通则》颁布以后,经济法和民法之间的界限已经从立法上作了原则划分,尽管现在的认识还不很一致,但是,两者之间的界限毕竟是比较清楚了,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王汉斌同志在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说:“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有关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上不作规定。”这段话把纵向经济关系划给了经济法和行政法两个部门去调整,而又没有对它们之间的分工作具体的划分,这就等于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促使人们去作新的探索和研究。     

劳动权的多重意蕴

劳动权是劳动法学的核心范畴 ,强化对劳动权范畴的深层次探究 ,既是劳动法学学科发展的理论任务 ,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现实需求。劳动权构造的“权利群”现象、主体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义务对应的多元化都决定了劳动权属性的多重性、复杂性 ,也决定了劳动权必然具有多重的精神意蕴 :生存理念与发展理念相并行 ;社会权属性与自由权属性相兼容 ;物质利益与人身、人格利益相统一 ;倾斜保护与平衡协调相结合。比较而言 ,劳动权范畴中的发展理念、自由权属性、人格法益、平衡协调机能往往被忽视 ,应该突出予以阐释和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