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党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出现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使党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面临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并实现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建构,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努力,消解矛盾和冲突,才能增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营造持久稳定的政治环境。     

执政为民与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执政理念,也是保持和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根本途径。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把执政为民落到实处,不断增强和扩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清醒认识党的执政合法性

执政合法性,是一个文绉绉的说法,指的就是执政资格。我们党从“打天下”到“坐天下”、从革命到执政,执政资格原本不成问题。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总是有那么一些噪音和杂音用所谓的“合法性”来质疑党的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发生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使党失去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提出政党的执政地位应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越广泛,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越强.     

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重塑

合法性和合法性危机问题是当今国内外研究领域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困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由诸多的原因造成合法性危机。重塑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适应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剧烈变化的结果。本文立足中国国情,力图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机理,探索增加、重塑合法性的资源,促进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两个选择”与党的执政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这一精辟论断,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执政地位的历史由来和群众基础,阐明了人民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能够带领自己前进的领路人。一、“两个选择”构筑起党的执政合法性所谓合法性就是指政治组织和政治体系基于被民众认可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主要表现为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     

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合法性

意识形态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政治权威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源泉。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转型,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的分化、多元和冲突,主流意识形态遭受淡化弱化。如何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效发挥其思想引导与整合功能,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持续的合法性源泉,是党和国家当前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任务。     

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执政合法性视角分析

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想获取或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需要与时俱进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面对新的执政环境,中国共产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密切关注对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整合各种政治资源,更加自觉主动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执政合法性视角分析

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想获取并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需要与时俱进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面对新的执政环境,中国共产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密切关注对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整合各种政治资源,更加自觉主动地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党的先进性、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合法性的实现路径

党的先进性、执政能力和执政合法性是现代政党政治中的三个基本范畴。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效地保持党的先进性,进而才能把党的建设置身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潮流之中,并探寻出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实现路径。     

论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思想的演变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60多年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了社会管理思想。毛泽东在探寻社会主义建设中蕴含着社会管理的理念雏形,邓小平围绕经济建设对社会管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江泽民从加强党的领导、基层民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方面推进了社会管理建设,胡锦涛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了社会管理体制,使我国社会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拓展要素分析

拥有广泛而强大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执政使命的依靠力量,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变动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促进执政目标的达成,就必须努力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情感支撑和执政认同,持续不断地拓展和扩大社会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或制约要素包涵了多个层级和维度,它们共同交织在一起,纳入到现代政党政治运作的指标体系当中。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要素,对于中国共产党有效实现社会整合、重塑政治权威意义巨大。     

论党的纯洁性与党章之间的关系

党的纯洁性与党章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的联系:党章对"什么是党的纯洁性"做了全面回答,对党的纯洁性的基本内涵做了深刻界定,学习与掌握党章的过程,就是对党的纯洁性认识、把握、内化为己的过程;党章及其发展生动体现了党的纯洁性和纯洁性特征,制定党章、修改党章、践行党章的过程,就是保持、实践、增强党的纯洁性的过程;学习、掌握党章并忠诚实践党章,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关键所在。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的防范

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大战略机遇,但也面临诸多执政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科学防范经济退化的风险、政权异化的风险、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提高党的科学发展能力、利益整合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危机处置能力和组织革新能力,对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巩固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与党内民主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是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组织基础,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步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与党内民主之间存在关联,党内民主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在全党、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对此进行的不懈探索和长期实践,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轨迹,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内涵和重点,体现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升华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历程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是建立在其早期民族工作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民族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理论宣讲时期(1921-1934)和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实践时期(1934-1949)。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既为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又为之积累了深刻的启示。     

新时期高校党团共建运行模式探讨

通过对新时期高校党团共建工作的调查和分析,结合当前高校党团共建的现状和高校基层党团组织的特点,提出了新时期高校党团共建运行模式,以促进高校党团共建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培养党政干部的基本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培养党政干部的思想。这些思想为执政党培养千千万万优秀的党政干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来源。归纳起来,共产党培养党政干部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是培养的核心目标;二是坚持为人民服务是培养的价值归宿;三是始终提倡德才兼备的培养标准;四是把理论学习和实践培养作为培养的主要方式;五是把机制体制建设作为培养的根本保障。以上从培养目标、价值、标准、方式、制度保障等几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共产党培养党政干部的基本思想。     

中越两党的忧患意识及其比较

中越两党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由于同属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又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历史任务和社会发展阶段,因而中越两党在忧患意识方面共性颇多。但党情、国情、社会复杂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又使中越两党的忧患意识具有各自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