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文化符号论的重要意义——纪念罗兰·巴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

罗兰·巴特的文化符号论是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它不仅导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转折,而且也促进社会的数码化、符号化和虚拟化,直接推动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使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以及人文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也进一步揭示了文化创造本身的内在悖论,为21世纪人类文化重建事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读罗兰·巴特:一种阅读的现象学构想

阅读绝非一种纯粹的单一性行为,谁也无法定义阅读该如何进行,所以构想一种理念的阅读是可能的。巴什拉有关"回响"的想象力的现象学提示了阅读的现象学在方法和内容的切入点,和巴特一起贡献了诸如阅读的谦逊、傲气、慵懒和占有行为等主题。阅读的技术层面和阅读现象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引出了阅读的目的何在:在阅读的现象学中一种以写作作为阅读的目的或二者交织、回旋的现象值得关注。     

纯诗:对诗歌价值的另一种理解——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评析

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的创作态势。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却表达了对诗歌价值的另外一种理解,即艺术本位观念。他们以“纯诗”的面貌出现在诗坛,以形式而不是内容作为自身的关注焦点,既提出了完整的诗艺理论,又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作品。     

个人与社群——从社群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社群主义是在批判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方法论方面看，新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和自我，而社群主义的出发点是社群；从价值观上说，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公共的利益和普遍的善，然而二者都没有真正解决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的诗学转向——试析庞德的“三诗”观

本文对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庞德提出的声诗、形诗、理诗等＂三诗＂观内涵进行了文本考察,辨析其意义根源,指出其未被认识的文学价值。＂三诗＂观是庞德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诗学观的折射,其形诗概念的提出是对西方语言文学的独特贡献,对稀释西方的东方主义偏见具有重大意义。     

从规则主义到建构主义——以判文解释为视角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视实践中的判文解释,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注重法律的确定性和形式理性,而忽视实质理性和现实人权的保障等。而实践建构主义法律解释观更符合现实需要。建构主义解释不仅探寻法律价值所为何来以及人们在何种方式上达成共识,而且也将日常生活中混合了其他因素且不同向度的情感倾向容纳其中。     

现代神话：从神话主义到新神话主义

神话是产生于人类长期社会实践的文化现象。从诞生人类社会以来,神话便先天地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作为现代社会语境中的一种文化样态,＂现代神话＂虽在具体表现形态、价值诉求等方面呈现出多元趋势,但意识形态属性却从未消失。就＂现代神话＂范畴中的＂神话主义＂而言,其不同形态的艺术制品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发挥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神话主义＂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往往渗透着面向历史特定境况的批判意识,具有针对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而在＂新神话主义＂景观文化中,景观化神话堕入视觉文化之中,并通过对社会、历史意识的淡化作用,使神话在消费主义逻辑弥漫于世之际,成为弱化受众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工具。     

从创意中国到玩世中国——冯式春晚的现代性反思

冯式春晚的典型意义在于从既定的意识形态中寻求到了一条释放的道路,这就是玩世主义。玩世主义深刻的表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困境和审美难题,又迎合着当代艺术的最主要的潮流。玩世主义终是未来中国文化潮流的大趋势。对当下的中国群众而言,需要树立尊重玩世主义的合法性,并认识到玩世主义春晚的必然结局,冯式春晚的最大意义在于改变了中国春晚的单一意义,引领春晚迈向新的玩世空间。     

从杜勒斯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转变

随着冷战序幕的打开,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军事以及政治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以冷战的方式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艾森豪威尔已经意识到了中东在美苏对抗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丰富的石油资源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中东政策核心便是阻止苏联染指中东其次便是排挤英法的势力,以期达到在中东地区独占鳌头的目的,这样也配合了美国全球战略行动。一个国家任何一项对外政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美国的中东政策更是如此。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经历了由杜勒斯计划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转变。     

从前沿科学到新哲学——评《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

《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追踪科学前沿,在对前沿科学成果分析的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哲学论证。梳理、研究了计算主义的理论渊源、演变过程、种类特征,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计算主义世界观,并对计算主义所遭遇到的批评进行了回应。此外,采用了哲学“新传播”的方式,扩大了计算主义的影响。     

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明——一个文化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诠释传统文化,既可以"文化"为视角归纳其"实体性"特征,也可以"传统"为视角归纳其"过程性"特征.当传统文化以"实体性"内化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时,便构成三位一体的社会文明,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当传统文化以"过程性"贯穿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时,三位一体的社会文明又呈现出文明时代的古今演变,即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本文着眼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旨在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体性"和"过程性"中寻求现代和谐社会的"根基"和"命脉".     

从哭球到反赌风暴

一场由中央领导指示,公安司法机关介入,波及北京,成都、广州,深圳,青岛等地的反赌打黑风暴正在席卷着整个中国足坛。     

反本质主义批判

反本质主义及其引发的“后现代思潮”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思想历程以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已日益显露,身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哲学面对这种“否定之否定”,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其加以扬弃,即在其营造的“多元普遍主义”格局中,既怀有普遍性理想,又不固守排他性立场,以此对现代哲学的话语与知识形态作准确把握。     

从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历史上关于发展问题的成败得失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有着极大的弊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进行了积极地批判、探索与发展,当代中国之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进一步发展。     

从归纳主义到否证主义:科学学习理论的科学哲学反思

作为一种广泛持有的科学学习观,基于归纳主义的科学学习理论认为,科学学习是学习者经由重复,被动接受确定性知识的过程。但在现实中,归纳主义科学学习理论很少接受人们的批判性讨论。通过对其哲学基础的批判性考察,基于否证主义的科学学习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第二种选择,根据这一理论,科学学习是学习者经由试错,主动修改猜想和期望的过程。     

从社会主义到犹太复国主义——摩西·赫斯的思想嬗变

摩西·赫斯不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行者,而且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上,他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赫斯是德国社会主义之父,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贡献,同时,赫斯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相识的中间人,正因为赫斯的这种桥梁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伟大革命友谊才得以开启;不过,由于自身的犹太人身份、从小接受的正统犹太教育的作用以及大马士革事件的影响,赫斯后来将视线转移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当然,赫斯在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社会主义思想。     

认识论的当代转向：从基础主义到自然主义——以奎因为分析中心

基础主义认识论者的共同理想是将所有的知识从确实可靠的先验知识中演绎出来。古典经验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休谟,对基础主义的这种理想进行了初步批判,而奎因则从学说性和概念性两方面彻底摧毁了知识的确实性理想,对基础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取消了认识论的第一哲学地位。但奎因并没有取消认识论,而是将认识论自然化了。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目标是要在科学框架内说明我们是如何从贫乏而肤浅的感官刺激发展出丰富而深刻的科学理论的,这个目标需要诸多科学部门联合起来才能达成。奎因用证据理论对“感官证据对科学理论的支持关系”作出了说明。自然主义认识论虽然是描述性的,但同样具有规范功能,而且在研究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中可以自由援引已有科学成果,对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种种指责是不成立的。     

从延安精神到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延安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富有时代内涵和普世价值.科学发展观是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产物,也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同时也要与时俱进,践行科学发展观.     

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试论南亚地区的合作

冷战的结束,地理空间的认同取代了意识形态的认同,地区合作成为各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和政策取向。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南亚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阻滞了地区合作的开展。通过建立稳定的印巴关系,进行互信建设,推进制度化建设,培育地区认同,南亚地区可以通过合作安全实现地区整合。合作安全是南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范式。     

发展犯罪学——从传统犯罪到现代犯罪

储槐植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说：“《发展犯罪学——从传统犯罪到现代犯罪》是一部理论与实践深度结合、思想厚重、信息宽广、主线清晰、以实证研究见长的前沿性性犯罪学专著。全书框架科学，结构合理，基本概念、范畴把握正确。研究犯罪发展理论尤其是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犯罪活动是一个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