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构造之比较研究

刑事侦查不应当仅仅是由侦查机构代表国家对犯罪实施的追诉活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诉讼”性质。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刑事侦查程序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存在缺陷,应当从侦查权的分配;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以及辩护律师参与的范围等几方面来构建起旨在约束追诉机构权力的司法审查机制,从而确保那些处于被追诉地位的公民应拥有的最基本防御权的实现。     

司法过程中的对抗与合作——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

以无罪推定、程序正义为标志的传统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与被告人具有相互对立的诉讼立场的基础之上。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情况下,这种对抗性司法不具有存在的基础,国家与被告人具有进行诉讼合作的可能。在此前提下,国家追诉机构与被告人经过协商、妥协而进行的诉讼合作,具有"协商性公力合作"的特征;被害人与被告人经过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则属于一种"私力合作模式"。相对于对抗性司法模式而言,合作性司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理论框架,那就是实用主义的利益观、建立在诉讼合作基础上的司法正义观,以及独立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第三种法律价值观。     

宪政语境下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

现代宪政主义愈来愈注重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及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来保护弱势;相应的,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也必然是对于被追诉人的宽容度在合理范围内增大以彰显人权保护。宪政精神的充分实现是所有法治国家的理想,而宪政状况的变化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反应最为直观和敏锐。因此,以现代宪政价值的的诉求瞻望刑事司法的应然发展趋势成了研究的新视角。     

获得辩护权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对《宪法》第125条“获得辩护”规定的法解释

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的"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意味着获得辩护不仅是司法原则也是基本权利;获得辩护权作为基本权利是人权保障原则的内在要求;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规定不存在需要通过修改才能矫正的问题,有权机关通过宪法解释即可明确其基本权利的属性及规范含义。只有通过宪法解释形成规范性共识才能为获得辩护权的实现提供基础。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问题研究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在废除了以往的有罪推定和司法专断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在近年来的立法活动中增加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内容.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一般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是由检察院承担,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明责任.但是被告人在刑诉中是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如果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是又缺乏相应的法律予以支持,那么可能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承担不利后果.故应该明确被告人的证明责任,但是必须遵循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相并重的原则.     

刑事公诉：无法弥补的“伤害”——论对公诉权滥用的程序性制裁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无权以公诉权滥用来质疑公诉决定，即使是明显证据不足的起诉，法官也只能对案件作出是否有罪的实体判决。事实上，一旦被提起公诉，被告人的权利在审前就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比如即使不符合公诉条件的案件，无罪之被告人在审判中也面临着可能被定罪的风险，受到审前羁押、待审的心理与生活压力、社会歧视等。而且被追诉人受到的损害并不能通过无罪判决、国家赔偿恢复．要保护被追诉人权利就必须建立程序性制裁制度。     

以认罪认罚为基点的多层次刑事诉讼体系的构建

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乃至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也将其纳入改革范围。目前认罪认罚的价值依附于刑事简易程序存在,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权力-权利"配置的不均衡性,司法权优于被告人的利益诉求;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被告人对程序的启动、进行及结果影响力有限,无法充分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矫正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结构性失衡,应当把视线从单纯的追求司法效率转向关注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为制度搭建寻找正当性基础。以侦查阶段为起点,将认罪认罚作为刑事案件分流的初始条件,在目前的刑事程序框架内,将已有的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及普通程序简易审程序整合,构建繁简有别、层次清晰且贯穿刑事诉讼全程的多层次刑事诉讼制度体系。以此制度为基本框架,构建全面的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体系,奠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的基石,主要内容包括: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构建相对合理的控辩审诉讼结构,保障平等抗辩权以及保障利益获得权在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的实现。     

论刑事和解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律理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侵犯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国家依据职权发动的刑事追诉活动是不受被告人、被害人意志影响的。这种刑事司法的运作模式在惩罚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们对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认识的深化,会发现许多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     

程序滥用与诉讼终止制度及其给我国的启示

诉讼终止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针对追诉方滥用程序行为的一种最严厉的程序性约束机制,其实质是宣告追诉行为无效,被告人因此获得释放。诉讼终止主要适用于两类情形:一是被告人不可能得到公正审判;二是对被告人进行审判是不公正的。前者奉行“权利保护原则”,着重于追诉行为给被告人造成的严重不利后果;后者奉行“司法廉洁”和“抑制原则”,着重于追诉行为自身的严重违法或不当性。诉讼终止仅在“例外”、“谨慎”的情形下,通过“审判中的审判”程序才适用。程序滥用与诉讼终止理论及其相关制度对完善我国关于追诉行为的约束机制乃至刑事诉讼法制都具有借鉴意义。     

诉讼参与人控告申诉权的变化及保障权利的基本思路

司法实践中,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极易受到侵犯。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控告申诉权的规定,提升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刑事诉讼法所保护的主体地位,而不再仅仅是被追诉的客体。     

论辩护方的证明责任

关于辩护方证明责任的问题．尽管刑事诉讼实行无罪推定．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证明责任都由控方承担；尽管被告人处于被刑事追诉的弱者地位，但并不意味着证明责任转移就必然导致被告人的地位雪上加霜。科学的对待证明责任分配才更有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和真相的发现，只有合理分配证明义务，才能更好地实现刑事司法正义。     

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现状评析

中国受众对法庭新闻十分关注 ,媒体在满足公众知情需要的同时亦反映公众对司法的批评。由于缺少共识、缺少规则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正处于较不稳定的时期。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新闻批评与司法尊严、新闻采访与法庭秩序的冲突时有出现。冲突中 ,媒体总体处于强势 ,承载着较多的社会期待 ;而一旦发生诉讼或面对司法权力 ,媒体又处于绝对的弱势。实现平衡的制度框架有待建立     

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护

2012年"人权入法"是我国人权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但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界均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将刑事法律当成"被追诉人的大宪章",过于强调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权,有的甚至提出了"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主张。这种观点不但与"三大人权公约"冲突、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而且有碍司法公正。事实上,无论是从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根据、刑法的调整对象看,还是从"两法"的目的与任务看,刑事司法中保护的都应当是包括被害人、被追诉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保护方式有三种:通过打击犯罪、消除犯罪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威胁来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犯罪人人权的过度侵害来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无辜者的侵害来间接保护。将刑事司法的目的与任务定位为保护全体公民人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浅析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作为与传统刑事司法相异的新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认为犯罪不是对国家造成侵害,而是对被害人和社区造成侵害,因此。恢复性司法从产生以来,就受到广泛的争议,但恢复性司法的存在是客观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因此恢复性司法也受到普遍关注,世界上一些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方面也普遍运用。由于恢复性司法的主要作用是使犯罪所受到的侵害结果最小化,并不在于使犯罪人得到惩罚,而是使犯罪人得到受害人和社区的谅解,重新修复因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区。本文主要围绕在恢复性司法框架下如果更好的保护被告人权利来进行分析。其在更好的保护被告人权益。     

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三种模式

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问题上,西方主要法治国家采用的模式是不相同的。美国采用的是不限制媒体的“司法自我约束模式”,英国采用的是“司法限制媒体模式”,而大陆法国家则采用了一种近乎“放任自流”的“司法向媒体开放模式”。中国的司法模式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规则模式上,应当采纳大陆法国家模式。     

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及其司法审查比较研究

法、德、日、英、美五国刑事诉讼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之所以都比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低,有其特殊的原因;为了防止无根据地决定起诉或者恶意追诉,法治国家普遍要求对重罪案件在决定起诉之后、实体审理之前进行司法审查,公诉证据标准不仅是控方自行掌握的“行业标准”,而且是一种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的“法定标准”,达到这一标准是国家要求被告人在公开的法庭上回答指控的前提条件;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与定罪的证据标准相同,而且不受司法审查;中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和证据规则以及防止错诉、错判的现实需要,决定了中国应当坚持而不应当降低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     

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现代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的保障,但对于沉默权含义及其评价,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沉默权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侦查追诉人员的讯问,有权在询问时保持沉默,法官不得因被告人的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境地或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决。第二,被告人没有义务为追诉方提供可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追诉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健康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指控的事实做出供述和提供证据。第三,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做出有利于…     

追求刑事诉讼价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评

世界各国近年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着或者酝酿着刑事司法改革 ,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据笔者所知①,英国和俄罗斯联邦所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英国的改革旨在提高刑事司法体系对犯罪的有效控制 ,因而削弱了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 ,加强了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而俄罗斯则是在保护被追诉者权利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本文拟对这两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作简要述评 ,以引起同行的注意 ,并供立法和司法部门参考。一、英国的刑事司法改革(一 )刑事司法改革上的两派争论英国近期刑事司法改革可以一直回溯到上个世纪的 5 0年代。当时 ,对…     

应然与实然——刑事被追诉人知情权的现状评析及其扩展

刑事被追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情权(或称知悉权)是伴随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而提出来的.现代刑事诉讼理念要求在诉讼构造的设计方面,努力追求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就需要强化被追诉人的防御权体系,以追求攻防的相对均衡,而知情权则是这一防御权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被追诉人知情权的规定尚存不足,需要强化并改进.对被追诉人知情权的探讨离不开对现有法律规定的分析,需要从实然与应然的角度做出评析,不仅要明确知情权,而且还要保障知情权的实现.     

试论刑事司法与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

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着各种价值冲突.作者认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不可偏废.在证明价值取向方面,要以法律真实作为司法证明的基本标准;在举证责任的价值取向方面,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在非法证据的价值取向方面,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