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判决犹在 公诉焉能撤回——评“天价过路费案”之公诉撤回

同级法院裁判已经宣告,在该裁判尚未撤销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能撤回公诉。平顶山市法检两院的做法违反程序规范,违背诉讼法理,同时带来已启动的再审程序难以推进并难以做出裁判的实践难题。反思该案处理,需要坚持两个效果相统一,严格依法办事;需要完善刑事诉讼法关于撤诉的规定;需要建立适合再审特点并适应冤案再审需要的独立的再审审理与裁判程序。     

认定民事枉法裁判行为的难点及对策

民事枉法裁判行为因为认定困难，在实践中很难被查处，因而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需要对其认定困难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解决的对策。     

“钥匙码系统”——以实务为导向的法律信息检索捷径

十九世纪，随着美国法律体系的快速发展，判例库日渐庞大，法律从业人士想要寻找与某一法律要点相关的全部判例和裁判要点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解决这样的困难，     

论裁判文书的说理

当前，围绕实现司法公正这一终极目的所展开的审判方式改革方兴未艾、成绩彰显。然而，最能直接具体地反映审判工作成果的裁判文书却是其状堪忧，存在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而其中裁判文书的说理长期不被重视或者根本就被忽视的现象，已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切实解决的时候了。有鉴于此，本文试对裁判文书的说理进行较为全面的深入的探讨，以期有益于即将到来的裁判文书改革。一、失却的传统：对当前忽视说理的现象的反思在阐述当前我国司法裁判文书忽视说理的问题时，有学者从比较法学的角度出发，在指出英美法系国家重视裁判文书…     

民间调解的程序要素解析

民间调解与诉讼有一种互动关系。民间调解是以强大的司法权威作为后盾的,司法裁判如果不能依法断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债务人可能通过诉讼得到甜头,债务人对在法院外解决纠纷将失去兴趣,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难有存身之所。法院如果严格依法办事,会使民间对于纠纷如何解决有一个合理的预期。这种合理的预期相应地会成为法院外纠纷     

清代“命盗重案”的裁判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既有的一些研究对于传统中国司法裁判的理解并未突破西方“依法裁判”的窠臼，但就实际而言，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与近代西方的“依法裁判”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以清代“命盗重案”的裁判为例，虽然其具有某些“依法裁判”的表征，但从具体的司法实践来看，其并非“依法裁判”。在直接追求“情法之平”的原则指引下，在清代对“命盗重案”进行裁判时，律例的规定并不具有“大前提”的属性，而只是综合考量中的一个因素，司法裁判过程是一个“权宜裁判”的过程。“权宜裁判”模式是中国古人思考“司法裁判类型”的独特性表达，对于当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工作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诉讼证明的基础理论研究——以裁判结果的检验为中心

若将认识论作为诉讼证明的理论基础之一，就必须回答如何检验作为认识结果的裁判事实的真伪。但不是所有的裁判事实都需要进行检验。只有完全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且依法正面肯定了裁判事实的案件才需要检验。检验标准裁判事实为真的标准有二：一是全体当事人对裁判事实的认可；二是在裁判事实无法获得全体当事人的认可时，裁判事实的无法证伪。     

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建构与反思

裁判的正当性和裁判的终局性是刑事审级制度建构的两大基本目标。我国两审终审制的建构基本上遵循了大陆法系的模式，但第一审程序在吸收不满、保障裁判的正当性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第二审程序的某些方面亦有待完善，其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裁判的终局性几乎不成问题，但裁判的正当性则主要来源于实体的正确性。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首先应当着眼于从第一审程序加强裁判的程序正当性，其次应当对第二审程序加以完善，并在完善再审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当事人更多的上诉机会，从而使终局的裁判更加具有正当性。     

浅议我国行政诉权的实现

行政诉权是请求法院做出公正裁判的权利，其内容包括起诉权、获得行政裁判权和得到公正裁判权。它是对公民独立人格的肯定、是对公民与政府新型平等关系的确认、是对公民“行政权益”的保障。行政诉权应当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自然权利的延伸，和其它诉权一样是一种反抗压迫和专制强权的权利，它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为宪法所保障。然而在我国，行政诉权的实现却存在着很多困难，使行政诉权的功能无法达到。     

论裁判公正

裁判的本质要求就是公正。社会凝聚力的核心是裁判公正，只有在公正的旗帜下，社会才能凝聚成钢，发挥出震天撼地的伟力；否则，必然是一盘散沙。社会凝聚力的减退，社会无序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裁判公正的基本要求：一、裁判条件公正，即裁判主体和裁判客体的公正。裁判主体的公正至少包括三个内容；裁判主体人格上的独立性；裁判主体的良好道德素质；裁判主体必须是各个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裁判客体的公正，包括机遇均等、客体平等和物质保障。二、裁判标准公正。法的公正性标准就是公意，最能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是最公正的法律，裁判标准的人民性，既是民主精神的体现，又是裁判公正的根据。三、裁判程序公正。除了主张程序公正以外，主要是指裁判行为公正，确立严格的规则和程序，使之不断周密、完善。公正的裁判必定是公开的裁判，裁判过程中人情因素受到抑制，裁判主客体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严密监控。四、裁判结果公正。裁判中要做到平等地体现同一规则，或者同一规则平等地适用，决不允许同一规则对同一案例有不同的结果。     

裁判权威问题初论

在任何一个国家，司法裁判的权威本身是与法律的地位和权威相一致的，民众认同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实际是认同法律的权威性。如果裁判不具有权威性，则司法不仅不能履行其在法治社会所应具有的功能，而且也不可能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裁判的权威性正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前提和基础。裁判权威重要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裁判权威乃是保障司法裁判能够顺利执行的前提条件。只有在诉讼当事人认识到司法的裁判结果具有最高的权威性的时候，才能真正认同司法裁判，并自觉履行司法裁判所确定的内容。如果当事人并不认同司法裁判的…     

裁判方法再认识

裁判方法固然能促进法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摧毁法治的根基:以形式法治论为导向的裁判方法可能消解法治的权威,而以实质法治论为导向的裁判方法则可能瓦解法治的基本宗旨。因此,在维护法治能真正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下,能动主义的裁判方法固然重要,但传统的逻辑涵摄裁判方法不能丢;同时,现代法治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不能丢,应该以其作为衡量裁判方法运用是否得当的一项坐标。     

人工智能在纠纷解决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司法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在法律信息检索、文本自动化生成、裁判预测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并不断有新的技术在试图达成“算法裁判”的终极目标。人工智能在纠纷解决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用，在诉讼领域的立案、分案、庭审、裁判、执行阶段都有深度应用；在非诉纠纷解决领域也通过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实现智能化目标。但是，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难。目前，人工智能在比较分析任务中作用较为明显，在认知推理任务方面尚未达到突破性进展。所以，必须规划设计人工智能的识别模型、定义模型、链接/关系模型、输出模型等模型，构建“人工智能+纠纷解决机制”架构，运用 “对话+推理”的认知识别方法，才能真正建立起“互联网+”时代的智能化、全方位的纠纷解决体系，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提供大数据分析和决策参考。     

美国涉外破产承认与协助制度探析

美国于1972年在修改后的破产法中首创"辅助外国程序",规定了当外国存在一个待决的破产程序时,外国破产管理人可通过提起辅助程序,管理债务人位于美国境内的财产。中国在涉外破产领域缺乏类似的协助制度,导致在实践中难以遏制债务人隐匿和转移财产,增加了外国破产裁判执行的困难;关于涉外破产裁判承认条件的规定也比较抽象,没有充分体现破产裁判相较于普通民事裁判承认与执行的特殊性。因而,我国涉外破产制度有待完善。     

法官角色视野下的裁判理性——以2005“中国法官十杰”先进事迹介绍为分析范本

我国法官角色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丛。法官角色多元性导致了法官常会同时受到多种社会角色规范的调整与制约，导致其裁判行为往往围绕着“了断纠纷”展开，努力以“案结事了”结束，而不过分在乎是不是能够呈现完美的“规则之制”。这一法官角色视野下的裁判现象所呈现出的裁判理性，彰显了一种正在东方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间穿行超越的裁判理性，表现为裁判文化的融合；揭露了一种仍在传统模式与现代格式之间彷徨徘徊的裁判理性，表现为裁判方式的转变；昭示了一种正艰难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选择取舍的裁判理性，表现为裁判价值的重构。     

刑事诉讼中防止突袭性裁判问题研究

突袭性裁判未让当事人充分利用程序法所提供的攻击和防御的机会,同时违反法院诉讼关照及释明义务,打破合理预期。禁止此种裁判,源于“诉讼主义”原理及由此产生的程序正当性要求,也是维系法的可预期性与裁判公信力的需要。刑事诉讼的特殊性,使禁止突袭性裁判面临一些特殊的情况和困难。德、日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律观点变更”及“起诉书的变更”的规定具有借鉴价值。我国刑事诉讼禁止突袭性裁判的历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但目前在犯罪事实增量、量刑情节及法律适用、认罪认罚和二审案件,以及改变证据构造上,仍存在突袭裁判。防止突袭裁判,应当明确若干法律界限,在增强程序正当意识的基础上,加强诉讼释明,确认突袭性裁判违法性,完善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     

影响刑事裁判可接受性的因素解读

刑事判决具有可接受性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同并服从该刑事判决的前提，是刑事判决社会控制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在刑事判决的形成机制系统中，裁判主体、裁判依据、裁判机制、裁判风格和裁判环境等系统因子是影响刑事判决可接受性的重要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深入地分析，旨在促进刑事判决形成机制的完善以及增强刑事判决的可接受性。     

论商事裁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进路

我国商事裁判的基本方法论来自于法教义学的规范分析范式。它突出了形式逻辑推理的法律技术，但忽视了价值判断实质方法论的构建与运用。法律经济学的效率导向与商事裁判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为解决商事裁判的方法论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来源。商事裁判是建立或调整交易结构的过程，也是制度选择的过程。商事法官应该秉承“科斯式”法律经济学关于“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选择”的基本理路，力求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实现市场交易最有效率的安排。以交易费用的节约为主线，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各种理论工具，可以解决商事裁判的诸多难题。商事裁判最重要的功能不在化解矛盾，而在完善市场机制。法律经济学的方法论在商事裁判中拥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其应和传统规范法学在优势与不足间寻找弥合，共同成为商事裁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钥匙码系统,以实务为导向的法律信息检索捷径

十九世纪，随着美国法律体系的快速发展，判例库的日渐庞大，法律从业人士想要寻找与某一法律要点相关的全部判例和裁判要点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解决这样的困难，West出版集团的创始人JohnB．West先生依据自己所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以及多年从事法律工作以来对行业的了解，为广大执业律师、法官以及法学研究人士发明了一套法律分类系统。根据法律的分类，     

司法裁判改革探析──兼论司法裁判的判例化

司法裁判改革探析──兼论司法裁判的判例化沈福俊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对传统的司法裁判模式进行改革，使之更具科学化，从而使司法裁判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同时，司法裁判如何逐步向判例化过渡，以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