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中国崛起与海洋秩序的建构——包容性海洋秩序论纲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在国际海洋秩序的建构与调整中应当采取何种立场?中国之崛起需要何种海洋秩序?不仅困扰着国人、也困扰着我们的邻邦和国际社会。强调海洋自由以供包容性使用与锁闭海洋以供排他性使用之间的动态紧张关系,反映出国际海洋秩序一直处于不停的互动、不断出现需求与回应需求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根据其自身的政治理念、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海洋利用提出不同的主张与制度构想。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国以及新兴的海洋利用大国,在海洋秩序建构过程中需要合理平衡包容性与排他性制度安排。     

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空间维度

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与中国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密切相关的.国家形象的建构引入空间概念,并从空间维度进行审视和阐释,不失为理解国家形象的一条途径.对国家文化形象的空间审视应当着眼于内空间建构和差异空间的控制,在可持续性的文化发现和播撒中实现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重建.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维度下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都是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产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各有其限度,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目标模式。此维度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形象

文化和国家形象都是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文化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的程度是衡量其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文化作为民族国家的精神体现,直接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和释放影响力。因此,文化软实力是塑造国家形象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本文以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相关性为切入点,阐释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怎样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中国自身的特质与价值观,认为发展文化软实力,建构健全、丰满的以民族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形象,业已成为事关我国和平发展与文化复兴的重大课题。     

通过标准建构国家——基于《中国药典》的历史研究

监管型国家建设是当前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题之一,这一过程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本土与国际三组关系。而标准化作为制度建设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组成。《中国药典》由于其制定主体的权威性、内容的全面性、效力的法定性,成为国家最高药品质量标准,同时由于其制定工作的持续开展,成为观察质量标准化与国家建构长期关系的良好对象。通过历史回顾和实证分析发现,国家药典的编纂过程反映了中央权威向地方的渗透,体现了国家力量对社会的整合,提升了民族认同感。标准化,作为国家建构的重要措施,是现代国家开展市场监管,提升监管能力的必要手段,其有助于现代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分散市场的控制,强化国家权力对市场各主体的监管,增强应对外部全球化对本国市场挑战的能力。     

论原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基于西欧初创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考察

可以把伴随西欧民族国家初创及其历史建构而出现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称之为“原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该模式得以形成的基本线索主要是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的产生与发展,封建国王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统一民族语言的形成及其在国内的普及,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兴起.可以把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的存在是其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其根本动力;启蒙运动及其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是其思想武器;宗教改革运动则对其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原生形态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民族国家建构的经典范式,而随后到来的民族国家全球扩展进程也使这一模式获得了普适性价值.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内涵、维度及路径选择

国家形象以及国家形象建构并非简单的概念构成,而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国家形象概念的阐释有着非常深刻的启发性,但其理论偏颇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认为国家形象就是指"拥有一定客观条件的两国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互动中,依据共有观念赋予对方的身份定位"。国家形象建构涉及的因素和变量很多,这形成国家形象建构的维度,而这样的维度就是我们建构国家形象的方向导引及其路径选择的依据。以国家形象的新概念为框架,我们从主体、内容、目的、方式等方面梳理了国家形象建构的理论内涵,得出了国家形象建构的维度——国家实力维度和共有观念维度,以及建构的路径——改革开放路径、国家理念路径、公共化路径、合法性和有效性路径以及国际责任路径等等。     

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

新国际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国际主义。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是新国际主义的基木理念。中国外交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国际主义内涵,促进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顺利发展,也有助于巩固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作为迅速发展的国家,需要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摈弃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担负国际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初探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自从1979年到中国开展活动以来,在为中国环境治理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活动不规范、没有完全适应中国本土环境及从事了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有关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磨合,环境领域与国家安全机制之间缺乏互动机制。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须促进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相应立法的不断完善;促进中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体系的和谐发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西方国家利用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对我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     

《反外国制裁法》:出台背景、内容构成及时代价值

鉴于西方某些国家及组织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频频发起对中国及其相关实体企业与个人的所谓制裁,中国制定了《反外国制裁法》,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对外国的无理制裁进行更加有力的反制,以捍卫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该法的内容主要有立法目的与坚持的政策及原则、反制措施适用的情形和对象、具体反制措施、有关组织和个人履行《反外国制裁法》的义务、与反制措施相关的其他方面等。其时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及相关组织和个人利益,有利于进一步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彰显中国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及本国组织、公民正当权益的态度和能力,有利于声张国际正义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提供借鉴。     

浅析"大一统"观念与国家建构

"大一统"观念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塑造中国文明基体并关联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政治思想资源。"大一统"观念源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顺应了维护地缘安全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在近代,"大一统"观念通过"三民主义"与"天下为公"、"社会主义"与"民本观念"、"协商民主"与"和而不同"的三层文化对接,注入国家建构进程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未来,"大一统"观念又将因其内涵的国家超越性为国际政治注入正能量。     

论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绝对、排他的国家主权原则。随着国际组织的发展,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排他性特征已不存在,各主权国家都在自愿的基础上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给国际组织,以协调各国行为,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但有些国际组织在国家非自愿的情况下,为第三国设定义务,强迫实力较弱的国家签订对其不利的协议,要求不同意国际条约修正案的国家接受修正的内容,这对国家主权造成严重损害。中国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继续推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议程设定能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思考

多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为中国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发出自己声音提供了时代机遇。无论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还是贡献中国智慧,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中国将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提出更多的中国主张。辩证的人类生存方式、互动共享的价值视野、话语体系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使得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以合作共赢为原则、以梦想相通为内容、以破立并举为方法建构,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理路。     

现代国家建构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建构,其本质是国家主权性与国家合法性的二维建设。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之中,不仅存在着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的非均衡性,而且还存在着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农村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落后于城市发展,国家政权认同在乡村社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合法性,是当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中之重。     

专业性国际组织的政治化:以GATT/WTO为例的分析

晚近,许多建立在功能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各专业性国际组织出现了政治化现象.虽然GATT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政治化屏蔽在外,但WTO却未能幸免.政治化使专业性国际组织履行其使命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进而给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带来消极影响.为了建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和秩序,在"去政治化"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内进行互利合作方为理想之举.     

泛北极共同体的设想与中国身份的塑造——一种建构主义的解读

泛北极共同体作为一种超越北极地区、民族和国家疆域的组织形态,内含包容、开放的特性,可以为摆脱现有的北极治理困境提供新的出路,也能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身份创造更有利的塑造空间。温特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国际体系文化建构而成的。契合人类未来发展的康德文化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身份的塑造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从现实来看,这种身份的塑造又将受制于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唯有从自我和他者两个方面着眼,才能有力地建构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国家身份,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论干部塑造对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制意义

建构优良的政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集中的体现,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终极核心价值,政制的建构必须创设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政党国家形态里,党的干部是政党保持合法性基础、维系自身统一和动员社会的行动力量,也是意识形态的担当者,正是在干部的掌控和支撑下,干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国家建设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意识形态担当主体的培养和塑造的过程是相统一的,其本质是一个干部塑造的过程,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规定了干部塑造的内在取向和发展方向,而干部塑造的过程则必须要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干部塑造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决定了在政制的建构中,干部塑造在任何时期都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结合起来,既要为党的建设发展塑造干部,更要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塑造干部。具体说来,既要发扬又红又专,也要坚持德才兼备,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看,＂红＂与＂德＂的有机结合是政制建构对干部塑造的历史使命。     

论国家承认与当代国家身份的建构——以科索沃“独立”为例

在当代国际法中,对以分离方式产生的新国家,母国和广泛的国际社会的承认具有构成性,国家承认是建构国家身份的决定因素。科索沃的"独立"实质上是一种分离行为。由于科索沃缺少母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其目前并不具有国际法中的主权国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