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私有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关于两种私有化模式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俄两国私有化改革选择的比较,从中得出,私有化决不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科学的、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打击腐败,规范市场秩序,把握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系应是我们注意的方面。     

俄罗斯联邦检察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中俄两国的检察制度和检察理论,有着许多的相同点.目前,中俄两国又同处于转型期,面临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自1990年至今,俄罗斯联邦一直都在进行包括检察制度改革在内的司法改革.[1]研究俄罗斯联邦检察制度的经验,对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俄两国商事法律适用的现状

最近，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正式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既是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的纲领性文件，也为加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该条约在第15条、第16条、第18条中，就两国经贸发展的法律问题，从不同侧面作了规定。我们相信，随着中俄经贸合作的不断发展，两国会签署一些具体的双边商事新条约，以完善中俄商事的法律体系。     

关于军事法院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军事法院的体制改革问题鲜有人问津,是军内外法学界和司法界公认的一个敏感话题.我国应该严格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两个《决定》的要求,结合我国军事审判实际情况,遵循"四个原则"改革军事法院体制机制,即坚持党对军事法院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坚持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为依据;坚持与中国国情、军情相符合;坚持军事审判资源优化配置.具体改革措施有五个方面:一是提高对于军事法院在国家审判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二是将军事法院从军队政治机关中剥离;三是军事法院应当选择国家司法编制序列和中央军委建制两种思路;四是积极运用立法推动和巩固军事法院体制机制改革成果;五是增强军事法院体制改革的透明度.     

路径依赖视角下中越两国权力监督改革比较

基于路径依赖的微观视角分析,中越两国在权力监督改革方面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异同。即,在正式规则方面,两国在改革的深层动力与实践取向上具有共同性,而在宪政制度、国家治理模式、法律规制等方面由于历史传统不同而表现出了差异性;在非正式规则方面,两国改革的共同障碍来源于权力崇拜与服从型政治文化的影响,而意识形态与文化信仰的差异则导致各色监督学说亲疏有别并使得两国权力监督改革表现出不同的变数;既得利益群体在体制变迁惯性推动力方面,其共同性表现为态度认知与风险成本使得内发式监督几无可能,而差异性则表现为由权力红利的积累速度、总量及对社会分配的影响而导致不同的改革难度与压力。从本质上看,中越两国权力监督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执政党对改革是否保持有效的控制力。     

企业合规改革中的模式选择

当前,企业合规改革全面深入开展,逐渐探索出了“不起诉+检察建议”和合规考察两种模式,实践中对于不同模式在选择和适用上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企业合规改革模式选择应形成一定的判断标准并坚持相关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犯罪情节、量刑建议、企业类型、企业意愿等因素。同时,针对不同模式应当选择不同的程序,推动企业合规改革取得实效,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试比较分析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战略诉求

地缘关系加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之间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实属必然。上合组织的未来与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战略诉求息息相关。无论是双边、地区或是全球层面上,对于上合组织,中俄两国都有共同的目标,同样也存在诸多分歧。中国的外交决策应当高瞻远瞩,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战略考虑应深深立足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避免因小失大,继而加强中俄之间的互信程度,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够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     

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面临的几个选择

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应当在整体上注意把握几个重要问题的选择,这些问题是: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诉讼模式的选择;法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选择;刑事诉讼现代化与维护现行宪法体制的选择;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选择;正当程序与司法资源优化配置的选择。     

芬兰民事司法改革评介

1993年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广泛涉及民事司法体制、民事审判程序不同阶段的划分、诉讼进行方式、陪审团作用等方面的改革。一、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并不局限于民事程序制度的改革 ,同时也涉及民事法院体制的改革。改革以前 ,芬兰的民事第一审法院有两种 ,分别为 :市法院 ,这种法院在比较古老的市镇 (即在 1 959年以前建置的市镇 )运作 ;地区法院 (ｋｉｈｌａｋｕｎ ｎａｎｏｉｋｅｕｓ) ,这种法院在新市镇的乡下地方运作。这样 ,在 1 993年 1 2月 1日以前 ,芬兰的民事法院等级体制自上而下表现为 :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市…     

吴爱英会见俄罗斯司法部长签署中俄两国司法部2012-2013年合作执行计划(等3条)

吴爱英会见俄罗斯司法部长签署中俄两国司法部2012-2013年合作执行计划2011年12月12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会见了应邀来访的俄罗斯司法部长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一行。吴爱英向客人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司法部的职能与工作情况,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法律和司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她强调,2011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0周     

芬兰民事司法改革的实践

一、民事司法改革的基本实践１９９３年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广泛涉及民事司法体制、民事审判程序不同阶段的划分、诉讼进行方式、陪审团作用等方面的改革。一民事司法体制的改革芬兰的民事司法改革并不局限于民事程序制度的改革，而且也涉及民事法院体制的改革。改革以前，芬兰的民事第一审法院有两种，分别为：①１市法院，这种法院在比较古老的市镇即在１９５９年以前建置的市镇运作；２地区法院，这种法院在新市镇的乡下地方运作。这样，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日以前，芬兰的民事法院等级体制自上而下表现为：最高法院－上…     

铁路检察机关专门化和属地化的比较研究

2004年12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出了“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是中央有关司法改革的第一个系统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要改革现行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企业管理“公检法”的体制,将其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所谓铁路检察机关的“专门化”和“属地化”,就是指将铁路检察机关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的两种不同模式。     

英国律师体制概介

英国律师体制不仅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律师体制不同,而且与英国法系国家的律师体制也不同。英同律师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律师有专门律师和事务律师之分。英国的律师区分体制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是英国传统习惯,法律法规、律师职业规范经过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相互影响,逐步发展、演变的结果。本文仅就英国律师的区分体制及其改革与保守之争作一介绍。     

政府机构改革与体制创新

政府机构改革与体制创新不仅是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文章认为,政府机构改革与体制创新应从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方式;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权限,理顺条块关系;加强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国家公务员的选拔任用机制和公共财政体制七个方面入手。     

从美国加州改革看法院制度的发展趋势

对加州法院制度改革的基本认识与评价美国是实行联邦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在联邦和各州之间又实行地方自治，因此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而复杂的法院体制。在法院制度上有联邦和州的双重体制，５０个州加上联邦法院共有５１个不同的法院体制，它们互不隶属，互相独立，共同对社会实行管治。美国法院体制非常复杂，但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却是个例外。加州是美国第一大州，人口３４００万，占美国总人口的近百分之十三。在经历了从分散到统一、集中的改革过程后，目前加州法院和司法行政管理制度实行高度统…     

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基于执行权组织构造的考量与分析

作为一种二重性的权力,民事执行权在结构要素上可分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两部分,据此民事执行权在组织构造上应该分别贯穿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设立执行局,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形成统一领导的管理体制,这是一种内置式的改革模式。中国民事执行体制构建应该符合民事执行权自身的性质和组织、运行规律,尊重法院作为司法权载体的组织与程序构造要求,切合中国当代司法制度改革的整体目的。据此,在内置式改革模式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实践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题的情况下,外放式的改革模式可成为中国当代民事执行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必要选择。     

评陈兴良教授的“四要件:没有构成要件的犯罪构成”一文

Tatbestand(构成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犯罪论体系的核心。中俄和德日学者在继承费尔巴哈的Tatbestand理论基础上各自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形成了不同的犯罪论体系。俄罗斯学者保持了费尔巴哈犯罪构成理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以贝林为代表的德国学者则对它进行了切割,把主观要素与评价要素从犯罪构成中排除。四要件与三阶层只不过是中俄和德日犯罪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四要件有各种不同的体系,三阶层也有各种不同的组成,应当将它们纳入到中俄与德日犯罪论体系之中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论ICSID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冲突及选择——以国家和私人投资争议解决为视角

ICSID仲裁体制和DSU准诉讼机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争端解决方式,但由于国际投资被成功地纳入WTO协议调整,使得DSU可以适用于解决部分国际投资争议,ICSID体制与DSU机制因此而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领域形成了既互为补充又相互冲突的关系。承认二者差异,并在涉及国际投资关系的WTO协议中具体规定两种方式的选择和适用条款,确认私人DSU机制中的出诉权是解决机制冲突和指导当事人有效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有效途径。     

论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选择的成就因素

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既是一个不断否定那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旧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进行领导体制、工作制度及运作机制的探索创新过程,又是一个对现代政党政治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同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批判借鉴的过程;无论是探索与创新,还是批判与借鉴,都是一种选择.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选择,必须对社会经济结构、权力关系、党内个体与整体的非同一性、权力运作的层级性特征和组织性质特征、政党体制、政党执政规律等六方面的成就因素予以考虑.     

内地与香港高官问责制度设计思路比较

本土自创和模仿移植作为制度设计最主要的两种思路,分别承载着各自不可替代的改革价值与发展内涵。基于对自身制度基础与改革环境的深刻思考以及发展路径与进程的客观定位,中国内地与香港在设计高官问责制度的过程中,对两种思路之间进行了谨慎的选择与权衡,并同时选择了以适宜本土发展作为最终的衡量标准;在各自的实践中,这一选择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两地高官问责制度设计的改革预期。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地高官问责制度的设计并无优劣之分,仅是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下适宜的改革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