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些,短些,再短些

毛泽东同志曾在195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指出:“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我们政工论文的写作,亦应短些,短些,再短些。把文章写短是件不容易的事。但只要端正了认识,甘于在写短文上下气力,文章还是可以写短的。如何才能写短呢?先要想透。要把文     

郁达夫评苏曼殊诗

苏曼殊在《燕子龛随笔》中引了黄仲则的两句话:‘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说这是‘相少情多人语’。郁达夫颇赞同这‘相少情多’之说。 达夫曾评论苏曼殊的诗,说:‘曼殊自是绝顶聪明人,他做诗工底并不很深,但能吸收众长,善于融会贯通,也就是善于化。曼殊除深受李太白的影响外,也颇取法于陆放翁、龚定庵等人。即如他那首著名的小诗《春雨》,就颇有黄仲则的风格,很可能是从黄仲则的“独立桥头”转化来的。不过黄诗表的是静态,曼殊写的是动态,所以读起来后者的形象较为鲜明,境界也更为清新些。’     

曾国藩的过人处

一九一七年,青年毛泽东在写给友人黎锦熙的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个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使清朝苟延残喘三十年的曾国藩,有何过人之处令毛泽东‘独服’呢?从曾氏《家书》中我们可略见一二。 在腐败、懒惰、空虚、自私的社会环境中,曾氏执着地树立起一种严肃的生活态度,按照‘诚意’、‘主敬’、‘克己’、‘习劳’、‘有恒’五条原则,坚持进行自我修养。道光二十二年(曾三十一岁),他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以便触目克治’,‘念念欲改过自新’。这种日记字字皆写正楷,作为‘诚意’的手段。不仅写,而且做。某次他猛省从前与某人结怨错在自己‘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当夜即往那人住处‘登     

‘放下便是’与‘放不下’

‘放下便是’与‘放不下’黄福群老舍先生生前创作时，曾经自己规定任务每天写两千字左右。但就这样的指标他还是不能很好地完成，有时候三天连一个字也写不出，面对着稿纸不知如何下笔。写不出东西往往使作家痛苦万分，同样，一旦文思泉涌来不及写时；也会使作家烦恼不安...     

“不要浪费时间”

花了三个月时间,巴金抱病撰写《怀念从文》,痛悼挚友的‘都是些极普通的话’,却于平淡中舒愤懑,见深情。 ‘不要浪费时间’,老人记忆沈先生‘对我不止讲过一次’。类似这样的话,沈先生在《致萧乾》(一九三四年)中也说过:‘总莫自弃,莫懒惰,莫玩得太久,死死的扣著每个日子作下去,铁柱磨针,不是难事情!’     

致读者

“珍珠滩”,确有其地,在四川九寨沟。泻山而下的泉水,飞花散落,颗颗如细珠;水中静卧的卵石,晶莹明彻,累累如巨珠。“练垂青嶂上,珠泻绛盆中”,水泉山石之美,是有过于珍珠的。 刊物上的“珍珠滩”,当然不会有泉石之胜,只会有长长短短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也不会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叫它“珍珠滩”,只不过表明我们希望这些长     

“述职”与“述责”

近日听几位领导同志述职,在每人必有的“一分为二”时,“……不够……不够”的组词何其多。有位参加评论的同志反感地说:“你们尽说这也不够,那也不够,光说些‘不够’就够了吗?”     

将军的胸怀——访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欧致富同志

初春时节,一个为革命操劳了半个世纪的将军——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欧致富,向党组织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离休申请报告。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邓副主席指出,精简整编,这是一场革命。这话我越学越感到语重心长,意义深远。干部‘老化’,这的确是地方和军队都面临的紧迫问题。就拿我来说吧,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从战士到当部队的副司令员,风风雨雨几十年,身上的‘零件’磨损得差不多了,说不定哪一天,眼一闭,腿一伸,就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可是,革命不能停,必须有大批德才兼备的年青人来接班。一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着急。……     

“毋友不如己者”对吗?

儿时读书,不求甚解,长大了,遇到什么事,想起应用某句圣人之言,常是根据字面解释来判断是非。就说交友吧,我总觉得孔夫子说的‘毋友不如己者’,按实际情况看,未必正确。 ‘友’,讲的是互相间的‘友’。假设甲乙二人,甲比乙高些,乙满心跟甲交朋友,而甲却信奉‘毋友不如己者’,不肯俯就,这岂不是交不成朋友了?而社会上的人,没有完全相同不分甲乙的,如果都像这样,恐怕就不存在‘友’之一伦了。 笔者没有作过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干革命几十年,差不多净是人家作我的思想工作。其间当然有许多好领导好同志,对我的帮助让我至今感念;然而也有那么几位,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厌恶的印象。     

“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

李瑞环同志在新著《学哲学用哲学》中说:“我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就要以对方的存在、发展为前提和条件。‘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光有‘肝’没有‘胆’怎么‘相照’?”这既是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充满辩证法的深刻见解,也是今后处理这种关系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这条新路不能丢

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和其他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会谈,有一次毛主席问黄访问延安的感想,黄说:“我有生以来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匆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     

改陆机《文赋》句

有位朋友寄来一张卡片,要我在上面写陆机《文赋》中的两句:‘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两句话,六臣注;‘朝华已披,谓古人已用之意,谢而去之。夕秀未振,谓古人未达之旨,开而用之。’这个意思是好的。我写时,把原     

左右之言不可妄听

左右者,部属之人也。无属不成官,凡当官的,或多或少都有左右。如何对待左右之言,这是一个千万不能疏忽的问题。 有两个君王,都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先说魏文侯。他对左右所言兼收并蓄,不去伪存真,不惩恶扬善。西门豹治邺,‘清克洁悫,秋毫之端无私利’,可是,对文侯左右却简慢得很。那时候,每到年终岁末,群臣都要将当年的税赋等情况写于木券,然后呈国君考核,称为‘上计’。西门豹‘上计’之时,没想到文侯收回了他的印玺——官被罢     

瞭望哨

某市有位知识分子,十八年前已被批准入党,‘文革’中因为拒绝写诬陷同志的材料,被当权者取消了党籍。粉碎‘四人帮’后,他再次提出入党要求,却被告知必须先弄清这个‘历史问题’再说。首先要有满腔热忱云南鱼世昌某市有位知识分子,十八年前已被批准入党,‘文革’中因为拒绝写诬陷同志的材料,被当权者取消了党籍。粉碎‘四人帮’后,他再次提出入党要求,却被告知必须先弄清这个‘历史问题’再说。‘文革’中拒写诬陷同志的材料,竟成了‘历史问题’,已属奇怪,更叫人不解的是,当这位知识分子请组织上对这个‘历史问题’进行复查时,却如石沉大海,再也听不到回音。市纪委把他的申诉转到他所在的单位,支部书记对他说:‘你的事我们基层支部没有功夫管。’去年,这位知识分子调任市科委负责人后,又向党组织提出申诉。机关党委负责人回答得也非常干脆:‘你的问题要找好多人调查,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事关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应该如何对待,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应该知道得最清楚,却一个推说‘没有功夫’,一个答以‘没有力量’,一句话,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好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他们无关。知识分子入党难。难在哪里?某些党组织缺乏对知识分子的满腔热忱,也是‘左’的影响的一种表现。不肃清‘左’的影响,功夫再多,也办不成事。校对也应署名江苏韦顺一九八一年湖南出版社再版了韦素园早年的一册评著《外套》,其中收入了鲁迅先生的《忆韦素园君》一文,内中有这么一段:“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读后令人茫然。找来《鲁迅全集》一对,原来在“患”字后面漏了十七个字:“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另外,这篇文章,注释中竟把“三·一八”错成了“八·一三”。前者发生在一九二六年的北京,系段祺瑞镇压爱国学生请愿的事件;后者则是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发生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淞沪战役”的日子。二者相去何远!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提高印书质量的呼吁已几见报端,遗憾的是改进不大。案头有一本也是韦素园的译著《最后的光芒》,是一九二八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这本字数四倍于《外套》的书,基本无错漏。这两本书在质量上的差别,也许有种种原因,但我在两本书中却发现了一个实非无关紧要的不同,那就是《最后的光芒》印上了校对者的姓名,而《外套》却没有。由此我感到,在我们出版的书籍上,除了作者要署名外,编辑、校对是否也应署名?这倒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责任所系,应该有一个归属,不要弄成一笔糊涂账。这样,或许大家都会认真些。争名种种上海孙洪祥上海某高等学校与某工厂协作,研制成功一种新产品,为我国冶金工业增添了光彩。这本是值得协作双方高兴的大好事。谁知,当有关部门准备向他们颁发科技成果奖时,这两个单位却在证书署名次序问题上争执不下,都坚持要把自己单位的名字列在前面。结果,在协作中建立起来的情谊一扫而空;而且,由于双方各不相让,证书至今无法颁发,奖金也只得锁在保险柜里。真是无独有偶。北京B大学从国外引进了一台四级衍射仪,某城市的N大学闻讯后,因研究需要,欲往B校借仪器一用。B校毫不掩饰地提出条件:借仪器可以,将来论文写成,署名时要把该校放在首位。“名足以指实”。如果名不副实,不过虚名而已,争得再多又有何益?如果说,上海那两个单位为争名寸步不让,已近乎无聊的话;那么,北京这所大学的逐名,算得上是不择手段了。我们反对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也反对不想出力而专想得名,或出小力而得大名的庸俗作风。因为后者与前者,就思想实质而言,可谓一脉相承,都不符合“按劳取酬”的原则。     

一则广告的来由

北京一家新办个体书店——真珠书屋——的店主任丽珠送来一则广告，希望在《瞭望·珍珠滩》上刊登。她认为《瞭望·珍珠滩》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     

且说“人才”又一族

身居企业,每言及人才,总不免有几分内愧。不为别的,只因在下才疏学浅,既拿不出科技攻关的绝招,又胸无振兴企业的良策,也便自认与‘人才’无缘,只可安于多年如一日的‘刀笔小吏’,作一点‘嫁衣裳’之类的活计也就是了。 然日前忽有惊闻,就是某厂将一远近闻名的‘酒桶’提为办公室主任,并造出舆论,称此举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吾辈少见,却未敢‘多怪’,只觉茅塞顿开,喃喃自语道:‘噢,噢,噢,原来“酒桶”也是人才！’ 说‘酒桶’是人才,桌面上少有人讲,但实际生活中已成‘一族’。他们虽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既无真才,又无实学,然在非常的社会环境下,却能发挥其特殊的作用,于是也往往特受领导赏     

八十年代香港人心态的写照——《今夜没有雨》读后

香港女作家梁荔玲的中篇小说《今夜没有雨》(刊于《小说》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写了一个很独特很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在香港商业界颇为出色的‘白领丽人’,如醉如痴地爱上了一个‘平实无奇,匀身乡土味’的‘大陆仔’。女作家把这种爱称之为‘出尘的爱’。当然,吸引人的还不只是对这种如醇酒如清泉的爱的     

让班组学习活起来

天津减速机总厂党委不断探索班组学习的新途径、新方法,使班组学习生动活泼。——开展‘读报知识竞赛’活动,增强学习的趣味性。五车间把报纸上的有关知识和国内外重大新闻摘录下来,编印成试卷,让职工解答,对获得优胜的职工厂里出资给订阅一个月的《今晚报》和《广播报》,使职工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展‘一分钟演讲’活动,变领导教育群众为群众自我教育。为了参加‘一分钟演讲’活动,职工自己查资料,写讲稿,争相登台演讲,就连五十多岁的老师传也‘披挂上阵’。     

“后路”与“出路”

日前,笔者去一家以往经济效益颇好的国有中型企业办事。从与朋友的闲谈中得知,该厂今年以来效益开始滑坡,而此时厂里的一些技术骨干,不是为企业解困出点子、想办法,而是千方百计地找自己的后路去了。有个工程师兼车间主任,虽然也是天天到班,心却早‘飞’了,不但当上一家私营企业的业余顾问、捞起了‘外快’,而且还背地里忙着筹办自家小工厂。据说,像这样只顾找自己的‘后路’,而不思企业‘出路’的并非个别,甚至有的企业‘当家人’也在用手里的权力和关系安排‘后路’。隔三差五就能听到议论,这个厂长有‘厂外厂’,那个经理有‘司外司’(即公司),企业内部则群龙无首、人心慌慌。     

“打假”为什么只能“割韭菜”?

瓜田先生对假货的思想准备一向是够充分的,没想到,日前还是有新闻把他吓了一溜跟头。话说今年九月十一日,‘质量万里行’特别工作会议在黄山举行。黄山市的领导同志说,在此之前已接待过一支‘万里行’的队伍了。‘万里行’组委会负责人、《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总编辑艾丰先生一听怒不可遏,终于在黄山上追上了正在游山观景的‘李鬼’。‘李鬼’一见‘李逵’,登时望风逃窜。黄山人大开眼界,咱读者也长了见识:敢情‘打假’队伍也有假的!据《杭州日报》说,‘迄今为止,全国各地发生冒牌‘万里行’队伍非法活动事件已有七起,其中一个假冒‘万里行’记者的犯罪团伙在天津骗取了企业近百万元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