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转型——从世界治理中国到中国治理世界?

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最值得讨论的问题之一正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转型"中的作用。"全球治理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不仅让世界治理自己,而且自己能够去治理世界。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加入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联     

濑户内海治理记

日本濑户内海的原貌、遭受污染及治理污染的过程,与渤海有许多相似之处。跟渤海一样,濑户内海也是半封闭的内海,原本也是天然的鱼仓,日本列岛最富足的海湾。但到1940年代末,日本战败后需全力发展经济,工业布局开始向沿海集中,濑户内海沿岸更被选为     

安全治理合作:中美全球治理合作新空间

<正>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强调,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深化双方的利益交融格局。作为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利益交汇点,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如何进一步夯实和扩大中美利益的交汇点,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要实现现代化

<正>金秋十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隆重召开,会议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放眼世界,如何完善国际多边制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亦是当前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实现全球治理     

疫情之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再审视

正一、反差明显的抗疫表现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真切见识了一个预期前景高度不确定、所谓"真相"不断"翻转"的世界。武汉"封城"一周后,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彼时中国国内疫情正处在急速上升期,但境外疫情尚只波及18个国家(82例确诊病例)。截至2月28日,全球52个国家已出现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将新冠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

<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全面科学客观认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点和优势,对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治理及其限度

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问题,相互依赖的双重效应使全球治理成为必要,而信息革命和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壮大,又使全球治理成为可能.全球治理不否认国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中心统治地位,但强调政府并不是惟一的管理者.国际制度为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与治理提供了一条"法治"的途径.尽管全球治理有其必要性,但因为行为体数量的增多,利益的弥散性和现存的不对称体系,加上主权国家的抵制和全球市民社会的孱弱,全球治理之路还很漫长.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全球资本主义的治理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共同发展和采用了旨在在全球规模上提升资本主义的战略纲领,并设计和介绍了一些制度,通过这些制度,中低收入国家可以选择适当的政策而且这一过程可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宣称在治理全球资本主义中,它们要发挥核心作用。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2002年4月20日就加强     

改革政府治理模式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

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改革传统治理模式,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社会与政府良好关系的重构。     

基层治理的能动性

正基层治理的动力从哪里来?我认为还是来自基层。但如上级把所有问题裁量权都收在手中,形成不合理的政策框框,既限制了基层的治理能动性,又因基层缺乏政策制订权,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在实际工作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受影响。基层治理包含两大问题,一是治理主体的问题,即"镇治"和"村治"问题,二是对治理主体的治理问题,即"治镇"和"治村"问题。这两个问题缠夹在一起,相互影响,只要一个发生了变化,立刻就会对另一个产生影响。     

自杀性恐怖袭击及其治理

自“9·11事什”发生以来，恐怖主义活动虽然遭到世界各国的联合抵制和打击，但其发展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抑制或扭转，而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尤呈猖獗之势，其主要表现特征是自杀性恐怖袭击被频频使用，对所在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与挑战。     

进步治理峰会公报

我们,来自五大洲十四个国家和政府的首脑聚会于伦敦,重申我们对进步治理原则的承诺,交流我们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原则的经验.     

民粹主义考验全球治理

民粹主义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有着天然的联系,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也预示着全球治理问题正面临考验。"我们正迎来一个新时代,这不是民主的时代,而是民粹主义的时代。"美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布热津斯基在2011年9月14日受访时,谈及当时正如火如荼的"阿拉伯变局",这样说道。3天之后,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在之后蔓延到美国120多个城市。当     

反思“治理”

到目前为止,当今世界绝大部分被认为能提供有效治理的政体都是民主国家,但民主和善治之间随意的联系仍是模棱两可或有争议的。有些民主国家强调选举对公民负责的政府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为什么民主国家治理得更好的原因。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在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范围内,公民可以把不诚实或无能力的政府赶下台。但不仅不诚实或无能力会导致低层次治理,贫困或不连续的政策选择也有同样的效果。没有特殊的理由认为,民主选举尤其倾向于作出明智的或连续的政策选择,并选出最好的掌权者。     

治理、善治与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联合国在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治理"概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本文关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论争辩,不过,本文也探讨了去殖民化、地方化和人权等与联合国有关的早期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较为晚近的思想所反对的。本文分析的视角侧重学者的看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治理"指代一整套公共的和私人的复杂结构和程序,而一些通俗的作家却倾向于认为"治理"就是"统治"。     

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进程: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传统上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受到来自世界多极化的挑战。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国内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中国减贫治理强调主权国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运用,通过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立足国情、有效利用国际援助及对外援助的去意识形态化。中国开始将这些来自国内实践的有效经验合理整合到全球减贫议程中,促进相关治理机制改革及内容调整,进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贫困治理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理念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