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资本主义的起源——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本文是在阅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基础上,并结合维尔纳·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来解析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韦伯重点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性,以此为基试图寻找资本主义的精神起源。而桑巴特则从奢侈的角度来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结合两者,本文进一步探索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试图对资本主义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由谣谚所见的民间伦理观念

民间社会村夫野老口耳相传的谣谚,是包含着民间伦理生活真实信息的"活化石".在传统社会,谣谚所映射出的民间伦理观念具有多元复合的特点,儒、道、墨等诸家观念大量充斥其间.谣谚所传达的伦理观念,既有与官方正统教化伦理高度一致的一面,同时也不乏异质的声音.其主要表现是谣谚以有限认同、阳奉阴违、分庭抗礼的姿态,构成了对正统教化伦理的反对性回应.谣谚作为一种小传统文化,与作为大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互渗互用、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契约伦理中西境遇与权利差异

契约伦理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伦理类型,但它在中国与西方的境遇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牢固的血缘家庭关系、整体主义和漠视利益,使契约伦理失去了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制,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淡薄的血缘家庭关系、个体主义和注重利益,使契约伦理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主体性条件和动力机制。这些不同,导致了中国权利观念和制度的落后,西方权利观念和制度的发达。     

法官伦理之概念解析

法官伦理是伴随着法官职业的形成、发展及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法官伦理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相适应的一面;同时法官伦理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在很多方面又区别于一般社会伦理,具有自身的一系列价值特点和评判标准。法官的优良职业道德规范决非可以随意制定的,而只能通过社会制定其职业道德目的,从法官的职业行为事实的客观本性中推导、制定出来的。     

红色文化的伦理意蕴探究

产生于革命年代的红色文化向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目前对红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的整理和对作为一种资源的红色文化的具体利用上,本文试从伦理学的角度去探究红色文化呼唤公平正义、勇于追求幸福、尊重“人”本身的伦理意蕴,并结合当今中国的现实指出红色文化的伦理意蕴巨大的现实意义.     

"熟人社会"中的行政伦理建设

熟人社会是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客观地说,中国社会至今也没有走出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存在给社会风气和政治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提出了严正的挑战。因此,积极地应对这一挑战,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析我国熟人社会的现状入手,剖析了其对行政伦理的冲击,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了熟人社会中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     

伦理情感化与蒋光慈小说的革命叙事

伦理情感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特征。在叛逆家庭、追求婚恋自由中,中国知识分子建构了一种自我化的伦理价值观。从自我化到社会化,蒋光慈小说通过"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把自我之爱与政治之憎结合起来,并在塑造集体主义英雄方面使个性主义升华为集体主义,完成了现代政治文化的伦理建构。     

伦理刑法传统与刑法民族性

道德律与制定法相融合的刑法典、“德主刑辅”观念下的刑法运行、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昭示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伦理品格。这种品格一经形成便绵延千年,演成今日伦理刑法之传统。国家权力至上以及对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统一的追求是伦理刑法留给我们的两个最强势的传统。传统的长期延续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刑法民族性问题。刑法的民族性必然包含着对本民族道德的考虑和弘扬,这不是一种落后的态度恰是一种科学的精神。     

法官伦理的内涵及基本范畴

法官伦理是伴随着法官职业的形成,发展及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准则。法官伦理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有相适应的一面,同时又有区别于一般社会伦理的一面。因而决定了法官伦理具有特殊的的基本范畴,公正,中立,独立,唯法廉洁,统一等品格构成法官伦理的基本范畴。     

论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构成及建构

检察官职业伦理并不是由单个因素构成的,其首先体现为作为职业伦理主体的检察官与其职业相关主体之间的一种客观交往关系,在这种交往关系中需要检察职业伦理规范,且受控于检察官伦理规范。检察官职业伦理秩序是其职业伦理关系的一种客观表达。检察官职业伦理秩序的积极意义根源于检察官职业伦理关系的公正性,这种公正性以检察官伦理规范的形式得以具体化。可以说,正是检察官职业伦理各种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才使得检察官职业伦理关系的相关主体能够产生稳定的预期,检察官职业伦理才能对内形成稳定的关系,对外才能发挥积极的行动规则的功用。     

行政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论析

行政伦理具有公正、平等、自由等价值意蕴。行政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前提，伦理型政府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和谐社会背景下推进行政伦理建设要做到行政伦理规范法制化、伦理监督制度化、伦理文化普及化和行政伦理培训常规化。     

论行政伦理法制化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现代的行政伦理体制尚未建立,另一方面受到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现实中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接连不断,行政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指出要加强公职人员行政伦理素养,必须确立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思路,以法律强制的手段确保行政主体遵守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规范,通过法律的刚性措施与伦理道德的软性结合,从根本上防治腐败,建设服务型政府。     

论刑法的伦理品性

刑法首先是文化的规范，其次才是法律规范，刑法不等同于社会伦理却与社会伦理休戚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伦理是刑法规范的根基。那种主张应剔去刑法的伦理色彩的观点是不足取的。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三个方面考察，刑法的伦理色彩都十分鲜明。只有坚持刑法的伦理品性，才能使刑法真正奠基于公正、合理的基础之上，而不致于丧失其应有的正义性     

浅析现代中国的法律职业伦理

法律职业伦理即使历经数百年的洗礼,仍是世界各国法律界探讨争议最多的话题,永远是职业法律人和圈外人矛盾的对象。中国特有的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实主义的法律文化不同。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碰撞,法律圈内外人士的价值冲突,使得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我们急需自身的修正和重构,来面对新时代的职业伦理变迁,适应中国新时代的发展,更好的展现中国法律人的职业伦理素养。     

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调和式"的整合

在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思想观点伴随着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由于时代背景、道德主题以及思考重点的不同,因而在伦理学的理论类型上出现了相应的对立。本文以对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关系分析为基础,论证了二者应该达到一种"调和式"的整合。     

伦理领导与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压力和权力距离的影响效应

近年来,研究者就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前置因素和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中伦理领导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伦理领导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组织伦理文化的中介作用和利益相关者压力与权力距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组织伦理文化对伦理领导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利益相关者压力和权力距离对伦理领导与组织伦理文化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清晰阐述了伦理领导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作用机制,明确了伦理和文化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为政府制定政策和监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帮助,激励企业负责任行为。     

制度伦理教育的合法性审视

制度伦理教育是指致力于使人认可、内化并践行契约伦理的教育.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教育界的影响日益深远等,它已经悄然兴起.合法性判断是对事物是否符合社会、时代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所以对制度伦理教育进行合法性判断是非常必要的.道德教育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包括道德伦理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和道德教育方式方法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前者具体可分为民意、文化传统和超越三重依据;后者具体可分为尊重常识道德、教育者"言行一致"、旨在于使人向善、有效性四重依据.以这些依据作为评判的标准,不难发现制度伦理教育尽管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借鉴,但它并不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基础,它的兴起不能实现其已有的承诺.     

理学伦理之现代价值三题

鉴于传统对现实的深刻影响,理学是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思想文化内容。文章认为,理学在总体上是落后的封建意识形态,但其中有若干真理颗粒与积极因子仍具有重大的现代价值,如理学高扬的"内圣"经世路线凸现了经济活动中的主体精神,公利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可以相通的,诚信伦理更是古今贯通的美德。理学中的这些伦理思想元素是完善市场经济新伦理的重要文化资源。     

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

建构和培育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基础，是法治及其实现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之一。本文侧重从中西法治历程比较的角度探讨法治与法文化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回顾和分析我国现阶段法文化伦理基础缺失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把法文化伦理基础的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之中去，并将其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体性内容；充分重视本土文化伦理资源，积极开拓利用其中的有益成份；切实树立大法学教育观，探讨和建立各门学科和各种传媒通力合作的法文化伦理教育传播机制，以促进我国法治文化伦理基础的形成     

基因技术引发的婚姻家庭伦理难题

人类基因技术和基因研究的飞速发展,因其主要是关注人类生命控制的技术,从而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更是对传统婚姻家庭伦理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也给我们建构新的婚姻家庭观念带来了一系列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