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纠纷解决的新模式——以四川“大调解”模式为关注点

在社会变迁与国家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纠纷与矛盾日渐突出:不仅纠纷数量激增,纠纷所隐含的利益冲突也更加多元。与此同时,现有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灵。面对如此情形,从实践角度探寻新的纠纷解决模式以及具体的解纷机制     

民间理性与纠纷解决

从是否涉入国家理性的视角来看,传统的社会纠纷解决模式可以化约为纠纷解决的国家理性模式和纠纷解决的民间理性模式两类。民间理性是相对国家理性而言的,其不仅不是粗俗落后的纠纷解决手段,相反,在当今中国民间社会,纠纷解决的民间理性方式具有特殊的合理性。在民间理性范畴内,传统民间法的内容得以扩大,民间理性为社会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提供更多的方式和依据。     

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析——以ADR为视角

ADR是对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总称,其对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需求。缓解法院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以ADR为视角,构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现实;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强化组织管理、完善调解制度和司法制度来构建ADR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纠纷．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构建中国本土化ADR制度的思考

在当代,随着社会主体在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及利益冲突上的多元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国通常把法院以外的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统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ADR的研究和利用已经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并发展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ADR与世界各国一样,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同时,中国的ADR及整个纠纷解决机制还面临和经历着特殊的重构过程.西方国家成熟的ADR制度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技术设计层面的参考,然而,中国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在现阶段应用和倡导ADR制度是否合乎时宜?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一个既兼顾法律文化传统又符合当今司法理念的中国化的ADR制度?将结合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论纠纷解决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机能

<正> 一、纠纷解决与诉讼制度 众所周知,社会提供的纠纷处理机制呈多元状态,在众多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诉讼机制由于它具有的国家强制力背景,因此在社会纠纷解决整体系统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近代社会以前,社会解决纠纷的诉讼制度,充满了肆意和不合理的因素。究其原因,在专制统治体制下,肆意和不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便于君主和统治者们随意操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废除随意性很大、完全为君主及统治者任意操纵的腐旧审判制度,而代之以能够表达资产阶级意志的新型审判制度。近代诉讼制度的确立,可以追溯到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     

司法改革与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人类社会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开始,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纠纷和冲突。倘若各种纠纷和冲突无法及时得以解决和排除,当人们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时,必然会对社会秩序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后果。因此,一个国家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否能够有效运作、是否能够有效排解各种纠纷和冲突,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大局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社会的急剧变迁,我国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其诸多弊端,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诉讼制度普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以民众诉讼需求的大幅度上升…     

人民调解与传统民间调解的关系探析

虽然传统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都是运用调解的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但是对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界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通过对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分析之后,本文认为,一方面,中华帝国统治制度的运作、小农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力决定了人民调解对民间调解的历史继承性;另一方面,人民调解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独特法律制度,有其特有的逻辑性,它既不同于西方调解制度也没有完全继承中国帝制社会遗留下来的民间调解的传统。     

论农村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大调解"制度的兴起,一方面的确能够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基层农村社会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而及时化解基层社会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完成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治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兴起的背后,实际上又折射出了整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治理逻辑.     

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以广州市的探索与实践为视角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备了更为迫切的发展需要。近年来,广州积极推进商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已初步在组织与制度基础、品牌效应、合作模式等方面占据优势,然而要想真正成就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地位,目前在行业规范、调解运行实效、对标国(区)际程度方面仍存在不足。有鉴于此,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及现实需求,广州应注重将"优势效应"融入到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中,通过强化制度优势、凸显技术优势、扩大联动优势成就其在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的核心地位。     

传统无讼理念与当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纠纷解决问题上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协作及互动参与,从这点来看传统的无讼理念与实践可为这一制度的当代完善提供历史的借鉴.传统社会中,核心价值、民间社会、法律依据构成了民间纠纷解决体系的基本框架.核心价值的强力渗透,民间社会的存在,国家法与民间规则、习俗在价值上的共享及实施方式上的配合是无讼理念得以成功实践的重要原因.当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借鉴传统经验,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形成以统一价值为核心,以民间社会组织、法律依据为支撑,诉讼与非诉良好衔接的体系框架.     

论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对话式”纠纷化解机制——以“荣昌模式”为例

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社会的客观需求,“对话式”纠纷化解机制应运而生.该机制在理念与体制上有创新,突出当事人的主体性与自主性,对接对话调解与诉讼效力,结合法律权威与市民社会.但是,在探索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司法权、行政权与基层民主自治权的关系,正确处理化解纠纷与保持社会平衡的关系,正确处理“对话式”纠纷化解机制与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     

回归信访制度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

信访制度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尽管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目前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并孕育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如何改革信访制度,本文主张应使其回归到倾听民意,反映民情这条制度最初设置的道路上来,并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完善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对纠纷的立体化、多渠道的解决。     

民事诉讼、纠纷解决、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

完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尚需检讨民事诉讼、纠纷解决、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这包括对作为纠纷解决的民事诉讼目的的反思、中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生发背景的讨论、传统中国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比照、纠纷解决理论的深挖与整理总结、诉讼及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于中国社会的观念,以及纠纷解决理论研究方法的调整等方面。     

美国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自2001年西安性骚扰案件后,在我国建立妥当的性骚扰纠纷解决制度便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是最早关注性骚扰问题的国家,其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也是最完备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性骚扰纠纷解决机制由专门的     

医闹凶猛:探究医保制度转型中医患纠纷引发治安问题的解决机制

虽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得以不断推进。然而,近年来医患纠纷频频升级,由医患纠纷引发的"医闹"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医患纠纷的主体身份复杂、医闹引发的治安问题形式多样化,医院及相关行政部门在"医闹"事态控制处理上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原有的解决机制已经难以完全满足社会、医院本身和医患双方的需求,一种更好更新的事故反应机制与调处模式呼之欲出。笔者调查武汉部分医院现行的医疗事故反应机制及相关职能部门对由医患纠纷引发治安问题的解决措施,比较优劣,发现其存在问题,揭示根本原因,探讨成功反应机制建设和问题处理模式,以及对现行医患纠纷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期推广于实际实施。     

外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现状与借鉴

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功能在于促进社会自治与社会合作,是现代社会寻求以和谐方式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在非诉讼机制当中,行政处理方式作为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手段之一以其独特的优势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与环保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还比较落后,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借鉴环保先进国家的经验,检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现状,厘清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探讨构建和完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机制,从而促进环保问题科学合理地解决。     

浅析深圳市处理医患纠纷的新模式——仲裁

既往由医疗损害引起的狭义医患纠纷的处理模式包括协商解决、行政调解、民事诉讼。现阶段我国医患纠纷的数量日益增多,有必要推出更多的解决途径。深圳市新推出的医患纠纷仲裁模式则更为医患双方认可,其最大优点是同时可以兼顾中立性、权威性与高效率,但单独采用这种模式仍有一些问题,理想的模式是强制推行医疗损害责任保险制度,采用仲裁模式解决医患纠纷。     

通过参与的纠纷消解——作为行政纠纷消解创新机制的公众参与

为回应转型时期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情势,现代社会必然由法治国家向行政国家迈进,而在此过程中积极行政的拓展与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必然导致行政纠纷的剧增。为有效缓解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预防和消解与日俱增的行政纠纷,必须转变传统形式法治下的治理模式,充分引入公众参与,在行政过程和司法解决过程中分别注入民主酵素。由于公众参与既具有功效价值更具有本体价值,因而其对于行政合法性的补强以及行政纠纷的防范与消解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欲使公众参与发挥积极功能,必须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机制和制度要素。     

浅议行政调解制度

行政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一种有效措施,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转型,行政调解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这么简单了.行政纠纷的日益复杂,诉讼高潮的到来要求将灵活、有效的行政调解制度引入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来,从立法层面上给予行政调解新的内涵,通过制度完善,真正实现行政调解解决行政纠纷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对行政纠纷的行政调解角度出发,探讨了行政调解的内涵、原则、效力等内容,并对我国建立行政调解制度模式提出了相关见解.     

法观念、社会治理与纠纷解决机制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法及其适用目的的不同认识,使得法观念成为影响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在纠纷解决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另外,通过诉讼机制来解决纠纷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与之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国家治理是一个与公民权利无涉的范畴,其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而旨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和谐.而纠纷解决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治理手段的差异必然影响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