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生活技艺之道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不但显现于伟大著作之中,而且是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为指南,成为对公共性商讨与争论的技艺之道。因此,当代政治哲学需要从理想彼岸的设计之思中解放出来。在公共生活中,政治哲学不仅是实然状态的反思与应然状态的解释,更是实现这种反思与解释的技艺之道。超越追求中立性政治真理的局限性,政治哲学需要为人的政治选择提供判断、决定、主张或服从的能力,这是它的实践性所在。这体现在:在超越追求客观共识的政治科学与追求最优结果的政治哲学之上的,是使人真正具备积极的批判思维能力、建设性的问题解决能力、完备的阐释能力、包容的沟通能力以及系统性的信息控制能力等为要件的作为公共生活技艺的政治哲学。由此,政治哲学不再是空中楼阁,既揭示了政治事务的争辩本性,又实现了人在追求理想政治状态过程中变得更加明智的价值追求。     

由颠狂返回清明与温良:施特劳斯的苏格拉底政治哲学转向

西方历史观念的发展及其现代性危机,最终导致对与错、善与恶之间价值标准的消解。对此,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主张回归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哲学,并以"隐微写作"重新解释之。通过透视苏格拉底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向,从而找到一条克制"哲学"走火入魔进而防止"政治"走火入魔的现代性出路,最终使政治哲学返回常识,使哲人返回清明与温良。     

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

一、法律和政治或许法律哲学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哲学的一个分支?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关联。法律体系是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奇怪的是政治学的研究者们竟始终对它的实施不感兴趣。法律、法律适用、法律构成、立法机关、法院、司法判决、法律推理、法治,如此等等,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立法机关和法院是政治机构,法治是政治理念,司法判决和法律推理是一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们展示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技能。的确,它们都不是政治学的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主题。政治学研究者的兴趣点,在于像政党这样的非法律的组织,像自由与繁荣这…     

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思想批判

20世纪70年代,<正义论>的发表标志西方政治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与此同时,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进入新的高度,逐步转向理性思考,对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父权制度的正义现进行批判,追求占人类一半女性正义的正当要求.本文主要讨论女性主义对原初状态下订立社会契约缺少"性的契约"和两个正义原则批判.     

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下的罗尔斯的正义论

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观点中对正义的叙述来对比罗尔斯的正义观有助于我们对正义这一人类政治哲学中永远的主题的理解。马克思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正义,要实现社会正义就要从根本上即从分配的基础——生产上来消灭异化劳动,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才是社会的正义之本。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问题上,马克思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社会正义,而罗尔斯的正义观则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     

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商鞅之“法”

以商鞅之"法"的含义和目标为切入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商鞅以"以法治国"为中心,围绕"农战"而形成并展开的法治思想。商鞅"以法治国"的主体虽是君主,但"以法治国"除了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外,还要实现"万民自治"、"天下大治"以及"至德复立"、"能述仁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在政治哲学视角下,商鞅之"法"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西方治理理论的公共哲学批判性诠释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公共事务变革出现了两个流行概念:新公共管理与治理。这两种思潮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家治理成为热点之时,往往从治理与管理的词义差别上确定其论证逻辑,这是有局限的。引入斯金纳的"历史语境"方法,展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治理发生的时间及其交织形态,从公共哲学的途径显现西方治理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此折射中西差别。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

在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阐释模式之中 ,“现代性”的模式实际上具有独特的阐释力量 :一方面 ,它能够穿透曾经被既有的现代性阐释置于盲区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文学”;另一方面 ,其对学术视野的开拓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基本主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解放政治”而到“改革时代”的“生活政治”。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主要包括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与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以及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等等     

刑事和解制度之“源流考”与“法理辨”——刑法史学、刑法哲学与犯罪学视域下的探究

现代的刑事司法理念将犯罪视为对社会秩序的危害，强调对犯罪的惩罚，这种理念忽略了犯罪同样是对被害人的侵害，对于被害人受损利益的补偿关注极其缺乏。在反思现代司法理念后，为了达到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建立刑事和解制度。这项制度对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其与我国“和为贵”的传统理念价值相契合，也适应了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要求，对实现“无害的正义”有着深切意涵。本文笔者将从刑法史学的维度切入，探寻刑事和解的制度渊源，并在犯罪学的视域下考量该项制度的学术语境，进而从刑法哲学的角度剖析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根基和程序价值。     

道义朝鲜与征兵制度——二战时期“尾高法哲学”的一个侧面

尾高朝雄是20世纪日本法哲学史上一位有着重大影响的学者。随着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和民主主义法学的强固,曾经扮演了迎合日本军国主义并从法哲学角度对其进行理论包装的尾高在二战时期任职朝鲜京城大学(现在的首尔大学)教授期间的著作,作为"尾高法哲学"的一个侧面,在当今的日本法哲学界,已经被打入历史冷宫而鲜有能够问津之人了。但法律实证主义何以会与纳粹、帝国主义等带来人类惨重悲剧的国家行为相关联、法哲学家本应有的独立思考和学术批判精神何以会丧失,在这些问题意识的拷问之下,尾高和其他著名的使法哲学沦为政治的御用哲学、从而应当深刻反思和忏悔的学者一样,毫无疑问是一个有着特殊研究价值的学术个案。     

法制现代化与传统儒家政治哲学

在法制现代化驶进快车道的今天,对儒家政治哲学持什么样的立场,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传统儒家政治哲学有一定的糟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但其中也不乏理性和智慧,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弘扬。     

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对哈特法哲学的影响

<正>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哲学理论对于20世纪的法哲学研究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分析法学家们吸纳其哲学思想,用以改造传统的法哲学而展现出来的。人们习惯于将维特根斯坦哲学区分为前后相异的两个时期,即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     

政治、审议民主与司法审查:论青年桑斯坦的宪法理论

凯斯·桑斯坦是当代美国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宪法学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复兴的理论主将,桑斯坦建构了以审议民主为中心的政治、宪法与司法审查理论。在政治理论中,审议民主构成了共和主义政治区别于多元主义政治的关键;在宪法理论中,美国宪法规定了以审议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和决策过程,私人的"赤裸偏好"不是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依据;而在司法审查理论中,法院的角色是审议政治的审议者,因此要求一种能动的司法审查。     

走出价值"祛魅"与"返魅"的二重困境——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主题架构

固执于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何者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这一根本的二元问题意识,当代政治哲学始终处于价值的祛魅与返魅的二重困境之中。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境域出发,邓小平坚持从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去考察社会主义的本性,这就使其政治哲学在对政治价值的切问和对政治制度的合理设计二者之间搭起了桥梁并使二者融合,从根本上走出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价值祛魅与返魅的二重困境。     

法律哲学的社会—政治基础——论马克思法律理论建构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

受从"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转变的影响,马克思法律理论的建构遵循了"社会—政治法律哲学进路"。这种进路的选择不仅不是马克思的疏忽,更是包含着马克思本人促进人类解放的伟大担当和理论旨趣。而且,这种进路触及到了法律的一个特征,即法律的非自主性(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对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建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     

浅析《法律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对正义的探索

博登海默的《法律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作为一本以法理学和法律哲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巨作,它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深刻地影响了众多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由于该书属宏章巨论,内容十分丰富,故本文通过对全书的结构脉络梳理,仅取《正义的探索》这一部分为研究对象,试图探寻博登海默先生对正义的探索过程及是如何得出结论的。在文章的最后着重指出该书对法学研究者的现实启发意义。     

隐私权的政治哲学辩护

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哲学,自由主义通常被作为隐私权的政治哲学基础。在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权利优先于善”的质疑中,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以不同于自由主义的理路也对隐私权作出了辩护。厘清和阐释这三种政治哲学对隐私权的辩护方式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隐私权的概念理解。     

论和谐商法

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哲学已由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法治观念亦由"以法治国"转向"良法善治",商法应以和谐哲学为基础构建和谐商法。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律的国家强制性遭遇了强烈的挑战,法律的强制力逐渐"软化",这为以软商法为代表的和谐商法的提出提供了法理学支持。从商法的历史来看,和谐一直是商法的文化传统,特别是软商法的文化传统。同时,和谐也一直是软商法的终极价值,软商法的秩序、正义、效率及自由价值均以和谐作为基础。不过,对构建和谐商法来说,适度的国家强制也必不可少,只有软硬商法结合才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商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

用诠释学的观点解读马克思的文本 ,是文本和解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的活动。马克思文本的“原意”是一个不可把握的概念 ,也许有但不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在内容上有区分 ,但在意义上完全没有必要。“走进马克思”仅是对不看马克思文本而妄谈马克思的人的规劝。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用意识形态性来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意识形态的偏见 ;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被误解为政治理论 ,剥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外衣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     

哲学与法学意义的符号互释

法学、法理的奥秘在哲学之中。哲学实质上是以非法学的抽象思辨语言在探寻着法的根本精神和理念。哲学和法学之间存在着深刻而广泛的符号及其意义互释关系。哲学的对象是作为"宇宙万物最高统治力量"的"最高的法"或自然法;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借着"命运"、"始基"、"逻格斯"、"善本身"等范畴符号在探求"最高的法";法律的发展演进则是对哲学所揭橥的虚灵超越的价值系统或"最高的法"的不断定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