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与邻避运动:公共项目决策中的社会稳定风险触发机制及改进方向

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项目遭遇邻避困境,造成潜在的社会稳定风险。多数研究关注邻避设施及邻避运动,而缺乏对政府及其政策过程的细致考察。论文考察了北京市某垃圾焚烧项目的决策、建设和运营过程,分析该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触发机制。研究结论指出,政府自身的决策及监管行为是触发公共项目邻避困境的重要原因,应当转变以往以项目为中心的风险控制策略,建立以政府为中心的主动管理模式和动态实时的、全项目周期的社会稳定风险管理系统。     

论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模式及制度框架

邻避风险规制所涉主体有行政机关、项目建设方、受项目影响的民众与技术专家等,他们在邻避风险议题形成、安全标准制定、风险评估、风险交流与风险管理中具有不同的角色与功能。基于风险知识的专业与信息的异化,不同主体在科学知识与社会价值方面会形成不同的判断与体认,这已使我国当前的邻避风险规制陷入恶性循环。打破恶性循环,需要重塑我国邻避风险规制的合法性。公私合作环境治理的邻避风险规制模式基于当代政治法律理论的支持,能够平衡风险规制中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符合我国社会现实需要,其制度框架由基本制度和操作性制度构成。     

邻避冲突在中国:问题与挑战

邻避冲突的“样板戏”正在中国巡演,并多呈现出“无规则互动”的特征.究其原因,包括项目决策机制缺失多多、参与式民主举步维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姗姗来迟、官员追责机制不完善、环保部门的不作为.邻避冲突提出了政府该如何维稳的挑战.改变地方政府经济竞争的模式并进一步厘清权力和责任的边界、赋予民众更多参与本地治理的制度化机会、企业合规经营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邻避设施选址立法问题研究——以邻避冲突的预防与解决为视角

我国每年都发生大量的邻避冲突,但调整规范邻避冲突的法律却非常缺乏。邻避设施选址是引发邻避冲突的起源,对邻避设施选址进行立法是预防与解决邻避冲突的重要环节,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大量有关邻避设施选址的立法,而我国邻避设施选址立法存在着专门性规定较少、立法的层级过低、邻避设施选址程序及补偿制度欠缺等方面的问题。为预防和解决邻避冲突,我国应制定有关邻避设施选址的立法,科学设计这些立法的原则和具体制度,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环境安全感、 政府信任与风险治理———从 “邻避效应” 的角度分析简

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之一,此类群体性事件多具有组织化和明确的利益指向特征.通过考察环境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环境安全感越高,支持涉及自身利益的上访、示威等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当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民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着手.     

中国式邻避困局的解决之道:基于法律供给侧视角

中国式邻避困局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功能错位的政企关系,二是权力扭曲的政社关系,三是责任缺失的企社关系。同时,在法律层面,中国城市社区邻避治理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缺乏精细化的法律防控体系,二是过度依赖行政治理的力量,三是采取压制型法模式来应对邻避问题。破解上述中国式邻避困局的关键是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因此,需要当前社会治理模式的法律转型:从立法至上、行政主导的社会治理转变为多元主义、司法中心的社会治理范式,通过激活权利改变治理结构,构建精细化的法律治理体系,充分回应公民的权利诉求,从而降低邻避冲突的社会-政治风险。     

风险社会与现代行政法的危机

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人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风险社会对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的行政法的诸环节行政立法、执法、司法均构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现代行政法面临合法性危机。     

风险社会与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现代社会风险的运行逻辑,标志着反思性风险社会从理论形态开始成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本文认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人化”、“制度化”和“全球化”等本质特征,对传统政府管理职能、政府管理体制和民族国家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包括以下三个层面:政府管理职能从统治到善治的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从传统官僚科层制向全面危机管理体制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从民族福利国家管理模式向国际复合型危机管理模式的创新。     

“法律脱嵌治理”：中国式邻避纠纷的制度成因及治理

对住房物权及其衍生的人格权、相邻权等权利的保护成为中国式邻避纠纷的基础动力。与物权逐步赋归相伴随的是,由物权而衍生的其他权利并未得到及时关注,相适配的法律制度也并未及时调整和配套,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物权空置。治理过程中的物权空置是邻避纠纷的制度成因并塑造了中国式邻避纠纷的特质。这具体表现在：赋予财产权和人格权,但保障该权利的法律建设滞后;赋予诉讼权等程序性权利,但保留有效行使这一权利的组织进入权;赋予相邻污染救济权,但法律关系认定相对混乱。物权空置同时反映了在中国法治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存在“法律脱嵌治理”现象。     

由涉核项目引发的邻避现象的法律研究

为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环境污染现象,我国大力发展核工业,建设涉核项目.由于涉核项目具有潜在的放射性与危险性,其选址与建设总会引起周边居民的不满与恐慌,从而产生邻避现象.本文从连云港市民联合抵制乏燃料后处理厂的邻避事件出发,以法律角度挖掘此类公共事件发生的原因,即,未给予“邻避居民”充分的知情权与话语权,缺乏宣传教育,未建立“邻避居民”补偿机制以及公众求偿机制不够完善.因此,本文结合现行立法以及即将出台的《核安全法》(草案),提出防控此类公共事件的法律手段,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涉核项目营运者要坚持涉核项目选址与建设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核设施周边居民经济补偿机制;利用我国现有核损害责任保险及财务保证制度,建立核风险转移机制,从而在降低涉核项目产生放射性危害可能性的同时,减弱周边民众容易产生的焦虑抵触情绪.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刑法理论——一个刑法解释论上的思考

"风险社会"理论席卷而来,在刑法解释的语境中,风险同样存在。由于解释目标不确定性、解释结论的多样性和刑法解释在实践中的"水土不服"导致了刑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化风险。风险与利益并存,也许不能做到完全消除风险,但是可以对刑法解释的风险进行必要的防范与控制,以期许在防范刑法解释风险能有所裨益。     

市域邻避治理中空间利益再分配的规范进路北大核心CSSCI

在高速城市化和城市多元权益结构形成的背景下,邻避设施兴建表面上可能触发环境污染、日照通风、房产贬值、心理嫌恶等相邻关系纠纷,实质则是城市空间利益正当分配问题。通过诠释邻避纠纷的公力救济困境与司法审查局限,进而说明作为空间资源分配的城市规划决策过于依赖技术标准,导致城市空间利益分配过程中"不要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现象频发。无论是技术标准主导的行政决策,还是中立客观的司法裁判,均无法独立实现城市空间利益的正当分配,而是需要"技术标准——公众参与——行政裁决——司法救济"这一连串的机制予以保障。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辨析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热衷于德国贝克教授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应地提出了风险类型的犯罪,并主张以严厉刑法应对。但这场研讨未能恰当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社会危害性”意义上的“风险”,未能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德国当代若干刑法学说中的“风险”,从而也未能分清刑法中哪些是“风险社会”的“风险”犯罪。这既不利于刑事政策的恰当选择,也不利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旨在通过辨析,澄清相关误区。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建构——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具有普遍性、突发性、复杂性、难以预测性及全球性特征的社会风险,时刻在考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建立全面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建立全球性的危机治理模式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宏大叙事”与“切身利益”:政策接受度的多层次比较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接受度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解公众政策接受度的认知规律,对于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底层逻辑、从实践上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并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都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政策接受度的概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也尚未解释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形成机制的差异。基于此,论文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政策情境,对公众政策接受度的不同层次——基于“宏大叙事”的抽象接受度与基于“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加以区分,并对不同层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与认知特点展开比较分析。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在社会信用体系政策场景中选择个人与社会两个层次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作为自变量,通过OLS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其对抽象与具象政策接受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政策的抽象接受度总体显著高于具象接受度;抽象接受度同时受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而具象接受度只受个人层面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的影响。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公众基于“宏大叙事”对政策的抽象认知受到理性与道德的共同作用,而涉及“切身利益”的具象接受度则仅受理性影响。作为微观个体,公众既是期盼社会诚信水平得以提升的“社会人”,也是担心隐私泄露的“经济人”。抽象接受度体现出微观个体同时衡量个体与社会的风险收益的“社会人”特征,而具象接受度则体现出微观个体受访者基于纯粹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研究结果揭示了在政策议题中公众作为微观个体的复杂心理,并对政策实践者面向公众开展政策沟通具有启示意义。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辨析 刑法学研究中“风险”误区之澄清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热衷于德国贝克教授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相应地提出了风险类型的犯罪,并主张以严厉刑法应对。但这场研讨未能恰当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社会危害性"意义上的"风险",未能区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德国当代若干刑法学说中的"风险",从而也未能分清刑法中哪些是"风险社会"的"风险"犯罪。这既不利于刑事政策的恰当选择,也不利于我国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旨在通过辨析,澄清相关误区。     

“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刑事政策应对

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的形成原因大致包括：政治信任消解积聚的社会风险、政府执政偏向积聚的社会风险、司法不公积聚的 社会风险、贫富差距积聚的社会风险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明积聚的社会风险。与此对应的刑事政策包括：实现刑事政策的重点转移，加强犯罪预防；管住权力，严防腐败；严格执法，及时、全面、公正惩治经济犯罪；防微杜渐，彻底铲除黑社会犯罪势力；重建信心、重塑信念、重拾信仰，引导社会成员精神向上。     

“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

晚近以来,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日益成为学者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但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什么是风险刑法,特别是对于什么是风险社会和风险刑法中的风险以及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国刑法在规制社会风险的过程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基本理论问题,大多数学者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由于对上述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统一的认识,因此,学者们在论述与风险刑法相关的问题时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根本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对话,也无法提出颇具新意的关于我国刑法制度改革的建设性意见。为了尽可能统一人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刑法学理论,以指导和解释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本刊编辑部特邀请我国部分刑法学专家就社会风险与刑法规制:‘风险刑法’理论之反思展开笔谈。     

中国共产党危机治理能力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党的危机治理能力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新时期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增多,对党的危机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突发性事件来临的时候,我们党总是能够集中全党的智慧化解危机,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危机治理能力的提升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和化解风险的百年经验研究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奋斗历程当中,面对危机和风险从容应对,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应对危机和化解风险的根本保障,坚定理想信念是党应对危机和化解风险的关键要素,实事求是是党应对危机和化解风险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党应对危机和化解风险的重要方法,人民群众是党应对危机和化解风险的坚强后盾,伟大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