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督查机制的实践逻辑与运行调适

督查机制是中国法院系统内部治理的一种特色制度安排，它在法院体系的运行中日益重要。在重要会议和文件精神的传达与落实、重点工作的推进、疑难问题与复杂矛盾的解决以及特定案件的处理等场景下，督查机制有可能被启动。实践中林林总总的督查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常规化督查与机动式督查。在复杂的治理情境下，控制逻辑、成本逻辑与科层逻辑共同构成了法院督查机制运行的内在逻辑：控制逻辑解释法院体系运行为何需要督查，成本逻辑揭示选择与确定督查事项的机理，科层逻辑则回答督查启动的时间节点。从实践来看，督查机制输出了相当的治理绩效，从而弥补了常规治理机制的不足，但其实践运行也可能存在层级关系中行政元素强化、成本运行高与信息困境等内在局限。为了充分发挥督查机制的治理效能，未来需要在限制督查范围的基础上，改革督查方式，并持续推进督查机制本身的制度化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是如何走向“常规化”的?——基于S市市监局“清无”专项行动的分析

中国行政体系和治理机制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官僚系统向精确性和规模化发展,运动式治理被重塑为更为精密的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等表现形式,以"任务驱动"作为新的动员模式而得到精细化的发展,表现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论文呈现了S市市监局及其下属L分局和Z监管所在"清无"专项行动中互动过程,展示了在目标责任制和惟上负责制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运动式治理走向常规化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多重逻辑。文章认为运动式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将逐渐被科层消解,失去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作为政治官僚制下的产物,"常规化"的运动式治理不能也无意使治理效果达到帕累托最优,运动式治理最终将会逐步走向"内卷化",而非走向制度化的"常规治理"。     

土壤污染修复治理中地方政府联动协作机制研究

我国土壤污染修复治理主要采取以行政划界的碎片化管理,与日益凸显的环境整体性治理相矛盾。《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探索跨行政区域的土壤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我国土壤污染修复治理中地方政府联动协作机制运行中存在着各区域间的合作体系层级低、法律配套欠完善、地方政府间竞争无序、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地方政府协作机制权责不明等问题,需要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完善协作运行配套机制;发挥市场主体协调自主性,建立生态利益补偿激励机制;厘清权责关系,明确协作管理责任等优化路径。     

论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及其治理

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使我国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利己特征,税收政策和征税行为被地方政府作为策略性工具用于GDP和税收收入的争夺中.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破坏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背离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导致非法治赋税模式的生成,并对市场个体的偷漏税行为形成激励.在法治背景下,构建税收协调、税收信息交换等软法治理机制,建立财政民主制度以保障辖区居民“用手投票”权的实现,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保障纳税人“用脚投票”退出机制的运行,通过宪法制度确定财权事权划分,改造现行诉讼制度以实现税收竞争纠纷的公正处理,是治理地方政府税收不当竞争的主要路径.     

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整体性治理是为解决由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困境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全新公共治理模式,主张通过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多区域多部门的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一种治理方式。研究从理论反思与现实依据的两个方面阐述了理论的缘起与价值,并就整体性治理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主要内容,强调了治理的整合性,整体性运作的目标实现,和整体性治理机制。整体性治理在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财政预算和大部制改革等方面的现实实践,以期给的政府管理提供参考。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中国国家治理的进路选择:财税治理及其模式转换

随着中国经济从粗放到集约转型,国家治理正由传统的行政主导模式转向"共治、法治和善治"的现代治理模式。财税不仅要考量社会基础和国家性质,还要尊重市场机制,维持财税的中性特质。也源于此,财税治理必须与公共财政、民主政治与法治理念相适应,既要防范市场失灵,又要防范政府失灵。为此,应从横向层面加强代议制机构的民主职能,实现财税权力的合理配置;纵向方面有必要实行地方自治,推动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     

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以A市18年创卫历程为例

已有研究通常将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系的常规运作看作两种泾渭分明的、互为补充或矛盾的治理形态,但论文认为,运动式治理和常规化官僚运作只是在理论分析上存在的两个理想类型,实际上,中国的治理运作很大程度是在这两个理想类型之间不断转变的治理谱系,而治理任务的"合法性承载"是解释这些差异的核心变量。论文通过对A市18年创卫历程的考察,展现了A市的创卫在前期要件齐全的运动式治理中是如何被常规化从而失效,又如何在获得充分的"合法性承载"之后通过首长站台、高位协调、加强保障和严格问责等手段进行"再运动",从而取得成功的。进而,论文指出,运动式治理和常规科层体制背后的问题是注意力分配,而"合法性承载"概念将有助于解释注意力是如何在治理谱系中进行分配的。     

行政协调中的裁量规制

行政协调是在现有体制格局下,不改变行政机关自身功能、不改变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之上,通过内部协商,追求公共行政一体化,构建整体政府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是对整体政府理论的贯彻与体现。行政协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裁量权运用的过程,必须要考虑政策、公共利益、合理性等多种要素,在协调中实现个案正义。为规制行政协调中裁量权,应实行专业规范、法律规范、信息规范三种方式,具体表现为专家咨询、行政协调指南以及信息共享机制。     

科层制属性和公共部门绩效:东南欧地区比较研究

行政合理化程度、经济增长率和公共部门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至少对于东南欧国家来说,目前仍然是研究不足的代表性领域之一。它从本质上预先假定国家行政管理中的科层属性具有经济上的影响,这种科层结构在行政集中和动态性方面或多或少近似于韦伯行政结构。截至20世纪末,该领域的文献已经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分析了超过全球35个国家的情形。但是东南欧各国没有包含在这些研究中。在此背景下,论文旨在对东南欧各国,尤其是巴尔干地区国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比较,以确定科层制属性、经济增长和治理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研究方法——"经济性科层制分析"适应于论文的研究目标,并且由"竞争性工资、内部晋升和职业稳定性、功绩性聘任"组成,其内容建立在韦伯的行政合理化原则基础之上的。论文的社会学调查在4个东南欧洲国家进行: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这4个国家是从125个相关样本中选取的,基于的标准是以上提到的国家在中央政府层面上严格的代表性水平。     

模式竞争还是竞争模式?——地方行政审批改革创新的比较研究

随着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政府在探索创新中形成了以政务中心模式、行政审批局模式两种主要的行政审批改革路径。通过对同一城市两个辖区行政审批改革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政务中心模式和行政审批局模式不是前者被后者取代的线性演进关系,而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展方向的两个并行不悖的改革选项,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和适用性。地方政府选择不同改革路径和模式,固然要考虑到模式特征和优势是否适合本地需要和制度环境,但也更受到地方竞争的影响:在没有上级政府干预和命令的前提下,政府间的竞争可能受两种机制的支配,一种是同区域间不愿学习借鉴的"排斥"机制,另一种是跨区域竞争下的积极学习并力图超越的"赶超"机制。     

模式竞争还是竞争模式？--地方行政审批改革创新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政府在探索创新中形成了以政务中心模式、行政审批局模式两种主要的行政审批改革路径。通过对同一城市两个辖区行政审批改革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政务中心模式和行政审批局模式不是前者被后者取代的线性演进关系,而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展方向的两个并行不悖的改革选项,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和适用性。地方政府选择不同改革路径和模式,固然要考虑到模式特征和优势是否适合本地需要和制度环境,但也更受到地方竞争的影响:在没有上级政府干预和命令的前提下,政府间的竞争可能受两种机制的支配,一种是同区域间不愿学习借鉴的"排斥"机制,另一种是跨区域竞争下的积极学习并力图超越的"赶超"机制。     

科层政治和中国《反垄断法》

中国的科层政治在如下两个方面影响《反垄断法》的执行结果:第一,科层政治对中国经济资源的分配有重要影响,进而决定了垄断在中国市场中的形成。第二,科层结构和政治决策过程造就了行政机构的激励机制,并影响其对不同主体经济活动的监管。中国的反垄断执行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过程,涉及众多职能不同、目标不同,但工作职责交叉的中央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这些官员的激励机制和中国科层系统的显规则及潜规则影响了《反垄断法》的执行结果。     

行政执法机关间协调配合机制研究

行政执法机关间以及与业务主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关系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整体政府和行政主体理论,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应当树立政府主体责任理念,实现行政协调的法治化,建立纵向无缝隙衔接、横向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确立行政协助、权限争议裁决程序制度。     

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基于区域政府间行政协议的视角

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治理,在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为解决区域问题的有效模式.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区域与区域间合作的发展是行政协议产生发展的母体和推动力,本文主要基于区域政府行政协议的视角来展开讨论,分析行政协议存在的基础和现实发展状况并结合美国州际协定来看我国公共事务的跨域治理问题.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结构关系主要有两种模式 :相互控制和重叠统治。相互控制模式的设计使得各级政府在组成、立法和执行上相互依赖 ,通过立法、行政过程中的体制保障机制来协调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用司法方式调节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 ,通过裁决个别纠纷 ,可以间接协调政府间关系 ,其方式有不为人注意的重大好处。中央与地方关系难题的治本之策是吸收重叠统治模式的优点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     

强激励效应扩张:科层组织注意力分配与中国城市市政支出的“上下”竞争(1999—2010)

科层组织任务间竞争关系是国家治理结构失衡背后的科学问题。基于中国城市“逢雨必涝”的现象,从组织注意力分配的角度,对287个地级以上城市1999—2010年市政路桥和排水支出“上下”竞争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科层组织绩效易测任务对不易测任务的争夺是权威体制下强激励效应扩张的结果。首先,权威体制背景下,强激励通过相对绩效和短期政绩信号两个机制塑造了这一竞争关系。其次,除了直接效应外,强激励还存在扩张效应——既构成(沟通系统集权化改革、本领域及其他领域组织任务注意力争夺等)强化这一争夺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也造成了(监督方行政控制、代理方机构设置及外部事件央媒问责等)防止这一争夺的因素的失效。这一发现对现有组织理论及国家治理结构调整实践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地方政府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行为逻辑——一个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推进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是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和出行条件,解决“悬空老人”、残疾人等群体上下楼难题的重要举措。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加装电梯前期业主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化解的研究,缺少对加装电梯工程审批阶段、建设安装阶段和运营维护阶段相关问题的分析。本文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广州市为例,研究地方政府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组织优势,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破解公共事务治理难题。采用混合治理模式,针对高低层业主,疏解群众利益协调难问题;采用科层治理模式,聚焦政府职能部门,破解规划方案审批难问题;采用市场治理模式,关注业主与电梯厂商、施工单位、物管公司关系,化解工程建设施工难、后续管养维护难问题。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探索

20世纪初期我国曾经进行过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之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再次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两次改革均未达到预期目的,究其原因是为我国政策实施型司法模式所限制.政策实施型司法与科层体制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而行政审批制办案模式则满足了政策实施型司法权力集中与质量控制方面的需要.因此,两次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行政审批制办案模式.面对办案责任的压力,我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则通过部分权力让渡与责任范围划分的方式予以化解,但这均非根本的解决之道.未来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需要在转变政策实施型司法模式的基础上,疏离政策实施型司法与行政审批制之间的紧密关系,构建起检察一体与检察官独立相协调的办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