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经验与启示:香港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

香港社会服务组织发展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仅是社会福利的发送者，而且成为社会权利的倡导者和助人自助的增能者。香港民间社会组织的服务产值2002年占本地GDP的1．8％，对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整笔拨款制度”和“服务表现监察制度”的双重管理体制，从资助和监察两方面保证社会组织健康、有序、有效地发展；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注重服务品质的评估，鼓励“官、商、民三方合作”，倡导社会组织的创新，积极探索“社会企业”发展道路，进而提高民众社会参与的广度及深度，促进社会共融。这些发展经验，对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对民间组织从监督控制向培育发展的制度转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传播力：一个概念的界定与解析

近年来，“传播力”俨然成为备受新闻传播学界、业界乃至社会各界追捧的新语汇。由于其新鲜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传播力”陷入了“谁也说不清，大家都在用”的尴尬境地。基于此，追溯“传播力”的概念缘起及由其所派生出的相关研究、论战与修正，对这一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本文重点透析了“传播力”的概念，并认为，对于大众传媒和其他社会组织而言，“传播力”应具备不同的内涵与外延。     

“风险社会”视野中的现代性及其双重维度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何为现代性以及如何审视现代性，成为我们时代无法回避的焦点性问题之一。然而我们不得不看到，同时包含着器物制度层面与文化精神层面双重维度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潜藏着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激活社会与市场的活力

<正>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文化制度建设的两个层面。依据俞可平的观点,其中文化治理体系侧重顶层设计,关注宏观法律制度的构建;而文化治理能力则偏重制度的执行,制度的效能。就制度建构层面讲,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要协调、安排好文化领域中政府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形成合力的制度体系;就执行的层面讲,是要形成灵活高效的制度运行机制,运用先     

网络话语权与青年社会地位获得

如何将青年人纳入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从而完成世代的更替，是从前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的全谱系社会形态的一个核心任务；而当代学术的关注焦点则在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推动和形塑之下，来理解社会的这一核心任务。本文尝试以这一宏大学术议题为背景，讨论当代中国青年的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境遇：线下疏离、线上活跃。本文从地位获得和地位保卫理论出发，以当代中国青年相对局促的线下社会处境，与带有赋权含义的线上文化实践地位的对比为切入点，将网络话语权看作青年地位获得和地位维持的一个核心机制，由此解释这一看起来不一致的社会现象。文章最后给出了面向青年世代的网络舆论治理的三大原则——理解、承认和自制力的社会期待，以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代理人容纳（accommodating）青年世代的重要战术策略。     

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

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必须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科学决策、完善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公民自治。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困境在于“契合度偏差”,即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价值认知、运行监管、组织能力和资源支持尚未能很好地契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求。要走出社会组织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契合度偏差”困境,就必须优化制度环境,从价值认知、监管制度、能力建设、资源支持等方面下功夫,使社会组织成为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充满活力的市域社会治理参与主体。     

宋代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与社会和谐

宋代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是指在宋代三百余年间,生活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及个体共同拥有的先验的文化生活的价值观念和共同对市民文化功能认可的一致性。在社会生活的层面形成对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是宋代社会的社会共同体开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成功举措。市民文化社会共识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思想的解放,推动了宋代社会综合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上层封建统治阶级与下层社会被统治阶级的妥协和融通,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相对的克服了,或减弱了封建统治阶级狭隘的个人主义意识与行为,也相对的克服了下层劳动者阶级“无欲净植,静虚无争”的封闭状态。在宋代社会,统治者利用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作用协调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使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300余年,上下信而多仁恩,保持着社会运行相对稳定与和谐发展。     

融合抑或分化：城市大型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与居住福利治理

囿于偏离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保障房社区似乎天然面临着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和资源分配差异的“极化”，直观影响着居住福利的再分配。基于对保障房社区走向社区融合抑或分化的问题考辨，本次研究从空间视阈出发，对多维度的空间意义及与其紧密关联的居住福利风险肇因进行了学理分析，以“空间再造”作为中介理念，进而提出“服务型社区资本建设”下“阶层-空间-福利”进行三方联动的可能，从而在融合角度达致保障房社区对“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双重需求。由此，本次研究甄选南京市D保障房片区作为相对独特且典型的一个空间治理单元，分别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出发，将“融合抑或分化”的思考嵌入对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福利治理的扎根式论证之中，希冀归纳出有别于常规型社区治理、旨在追求兼具社会公义与市场效率的新的空间治理范式，为国家或地方风险治理提供具备时效性的实证参考。     

国外社会组织管理的做法和经验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一目标的确立，是对我国沿袭已久的“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体制的一项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关键性变革，从制度上重新建构了社会组织的核心生态环境，必将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对现阶段社会组织管理机关的监管和服务能力提出巨大挑战。     

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从物质层面上，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从制度层面上，需要不断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实现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公平与民主。从思想意识层面上，需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各民族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三个层面中，物质层面为表层，制度层面为中层，思想意识层面为内层。     

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

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论域中,社会生活个体化和不确定性增加,是风险社会和晚期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状况不完全是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工业化进程的后果,而且还受到本土传统与现实状况的影响,主要包括自我主义观念与行为、市场化改革进程、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等。这些因素模塑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独特形貌。在个体化过程中,制度化对话渠道的欠缺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强化了个体的困境和个体的风险认知,而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往往只能通过家庭主义或关系主义化解。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培育以个体性和公共性相统一的社会团结,是应对个体化挑战的关键,此亦社会学责无旁贷的使命。     

上海社会募捐立法空白亟待填补

从红十字会“天价餐”事件到“郭美美事件”，再到河南“宋基会”事件……一连串慈善事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信任风暴。向来被认为是社会良心和仁义的慈善募捐事业，处在前所未有的风口浪尖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募捐的法律规范，使制度及时跟进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     

珠三角地区“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若干建议

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表述及民政部门社会管理主要制度 社会管理制度就是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而以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制度。     

全球变局、现代政治与新冠战“疫”——危机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制度体系力研究

面对21世纪以来最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国体制的力量和战绩举世瞩目,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原则、以“知识”为中心的防控体系、以“制度”为中心的力量之源都凸显了中国抗疫的制胜之道。从政治整合与社会动员、资源汲取与利益分配、关系协调与国家稳定的国家制度功能性层面论证中国抗疫行动的制度体系力(1)支撑,彰显了共同活动方式的系统增益效能、“真实集体”的协同动员能力和“以人为本”的内在驱动力,使中国成为积极应对和主导疫情变局下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的后发引领者。制度优势的有效运用,推动和加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的双重起飞,并充分实现了疫后经济恢复、常规化危机处理机制建构和大国角色转换的治理效能。     

基于城市移民和社会融合的美国志愿文化历史与现状

美国号称“文化大熔炉”，其社会管理和志愿服务的发展历程与其独特的移民文化息息相关。通过研究现阶段美国社会与志愿服务相关的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企业、高校和社区等志愿服务情况，我们可以提炼美国志愿服务和志愿文化发展的脉络，归纳其在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的典型志愿事件，及其在美国移民社会发展中对社会融合的积极作用。而从美国志愿服务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学习与借鉴相关社会服务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经验，以期在流动人口管理、城市社会融入、紧急救灾等工作方面给我国以启发与借鉴。     

从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社会治理的伦理趋向与伦理路径

社会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民主化、平等化为内在要件的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设必须也必然由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跟进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的社会治理伦理趋向，社会治理需要从主体和制度两个层面完善其伦理路径：主体层面，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诚信考核，增进社会成员诚信建设的自觉性，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制度层面，深化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优化社会治理的伦理环境。     

法理社会与法治道路

探寻法治的中国道路 在当下这个矛盾复杂、问题重重的社会转型期，法学学人更多的是跟随媒体追逐社会热点，而遮蔽了对“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秩序”问题的思考。法学的力量来自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法学的误区在于以“他者”为判准来进行法律制度建构，导致了对西方法律和当下现实的双重误读。一些法学家热衷于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复制西方法学知识系统，而压根儿就不关心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如何建构生活秩序等当下问题，法学成为一门遮蔽真问题的学问、绕道走的学问，成为一个没有主体性的话语体系，一个悬空的知识系统。     

淮北市创新社会管理 扎实推进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

安徽省淮北市民政局围绕中央、省、市委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淮北市民政局先后荣获“全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全省社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社会组织创先争优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