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改革的基本原则

在刑事侦查程序的正当化建构过程中,应当考虑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调和、侦查控权与侦查效率的平衡、建构性改革与操作性现实的协调,妥善解决刑事侦查程序正当化建构与传统刑事法律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以保障经过改造后的刑事侦查程序能够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     

网络新闻舆论对刑事侦查的监督及其法律界限

网络新闻舆论监督既有利于保障民众知情权的实现，又有利于促进刑事侦查权在法治轨道上有效运行。就终极目标而言，网络新闻舆论对刑事侦查工作的监督应当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然而，新闻媒体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本性决定其妨碍刑事侦查权正常运作的情形时有发生。因此，要保障网络新闻舆论对侦查活动的有效监督，还必须在法律上设置必要的界限，规范网络新闻媒体，排除网络新闻舆论对侦查独立的非法干扰，以保障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     

军队刑事侦查程序的基本范畴

对军队刑事侦查程序的理解 ,应置于诉讼法律的背景中而非仅局限于侦查学的视角 ,在刑事诉讼体系内 ,才存在军队刑事侦查程序价值取向与一般刑事侦查程序比较的可能。在军队的特殊管理体制下 ,军队刑事侦查程序又被赋予适应战争的程序强行政性和职权追究、独特管辖方式等特点 ,因而研究军队刑事侦查程序不仅有利于军队保卫实务工作的开展 ,而且有利于整合军队刑事侦查程序与一般刑事侦查程序、军事司法程序。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的见证人制度

见证人是指应刑事侦查人员的邀请参加到勘验、搜查、扣押等特定的侦查活动中,观察监督该侦查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必要时出庭作证的人。见证人参与刑事侦查活动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侦查见证制度无论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还是在立法上都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加强对见证人作用的重视,认识到见证人参与到特定的侦查程序中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现状下对于防止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再者应当建立利害关系人在场参与为主、见证人见证为辅的见证制度;同时从技术操作上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使得实践中的侦查见证程序有法可依。     

完善我军战时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考量

作为战时刑事诉讼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军现有的战时刑事侦查程序还存在相关军事法规立法层次偏低和启动程序不具有战时适应性、实行程序不尽完善等明显问题。在新修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正式实施之际,建议提高相关军事法规的立法层次,实行具有较好战时适应性的随机性侦查启动模式,完善战时刑事侦查实行程序的特殊规定。     

刑事侦查程序的异化及其防治

由于我国缺乏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等,导致实践中刑事侦查程序异化为纪律调查程序和行政程序,这也导致侦查机关滥用权力,犯罪嫌疑人人权得不到保障。为防止刑事侦查程序的异化,我国应合理的配置权力,建立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形式正义:刑事侦查的程序价值分析

刑事侦查程序不仅应当具有致成自由、秩序等的实体性价值 ,而且应当具有独立、中立、平等、参与、科学等程序性价值或者说形式价值。我们在构建公正、科学的现代刑事侦查制度时 ,必须充分关注和考量刑事侦查程序的形式正义性     

刑事侦查自由裁量论纲

当今中国的刑事侦查实践,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存在泛化、滥用等不规范现象,在实践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谴责.相反,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尚缺乏深入透彻的研究,实属遗憾.为保障刑事侦查机关正确行使权力,避免权力行使越界,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刑事侦查自由裁量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阐释,并且剖析中国刑事侦查自由裁量的突出问题,同时提出完善的基本对策.     

刑事侦查扣押程序的缺陷与制度重塑

刑事扣押与公民财产权的保障紧密相关。我国刑事扣押程序在立法设计上存在着制度定位与类别设置方面的缺陷,从比较法的视野看,西方法治国家的扣押程序在立法构架、程序要件以及扣押物的保管和处理方面较为完备和合理。为加强刑事诉讼中的财产权保障,我国此次刑诉法修改应对我国刑事扣押程序进行重塑。     

网络公共舆论:功能、局限及其有效引导

互联网的开放性、平等性和交互性等特点使得网络公共舆论在民意表达、社会预警、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民主教育等方面表现出突出的优势,有助于在公共权力与公民言论之间搭建一个对话平台。但不容否认,受眼球效应和广场政治因素的制约,网络公共舆论的持久性与可控性大打折扣。与此同时,由于观念认识上的偏差和制度性保障的欠缺,使得政府对网络舆论的积极回应不足,由此影响到网络公共舆论与现实政治的良性互动和对接,进而削弱了网络公共舆论政治效能的发挥。而要克服上述局限,出路在于构建良好的网络秩序,有效导引网络公共舆论。具体说来,应着力实现由管制到善治的理念转变、由一元到多元的主体转变和由对抗到对话的方式转变,最终使网络公共舆论趋于成熟与文明。     

浅谈政府应对网络公共舆论危机的策略

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为民众发表意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但随之而来的网络公共舆论危机也困扰着我国政府。政府在应对网络公共舆论危机方面存在回应不及时、态度不积极、信息公开不完整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采取监测网络舆情,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建立处理机制,勇于承担相关责任;解释事件原委,配合传统媒体发布等措施,解决好网络公共舆论危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刑事侦查中证据效率与程序正义的冲突与平衡

刑事侦查中,证据效率与程序正义时常处于矛盾和冲突中.证据效率要求获取证据要迅速及时,确实充分;程序正义则要求获取证据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做到合法、公正.但实践中,干警为实现破案目的,往往片面追求证据效率而忽视程序正义,导致违法办案时有发生.为此,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办案,实现证据效率与程序正义的平衡,避免违法办案现象的发生.     

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引导舆论

最近认真品读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明、李琦新作《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方略》,倍感此书颇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郑明曾经是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云南省政府新闻发言人。作者以政府新闻官员的身份总结了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处置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并成功地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化解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重大危机的实例,使本书既丰富了我国危机公关理论,对现实也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论网络舆论对政府行政的监督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一种新的公共权力监督方式——网络舆论监督渐渐得到社会公众的青睐。网络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与传统媒体相比,其监督效果具有许多优势,在我国政府权力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网络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它的随意性很大,运用不当就会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它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方面需要规范和完善,需要网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以及政府的合理引导。     

刑诉法再修改对军队刑事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有关侦查程序的内容包括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程序、讯问程序、侦查措施、侦查监督等。这些修改以提升侦查的公正和效率价值为重心,对侦查活动中人权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侦查取证的难度,使侦查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增加了侦查行为的风险。军队刑事侦查工作应当以侦查能力建设为核心,进一步更新侦查理念、创新侦查体制、健全侦查机制、转变侦查模式、加强基础建设,以应对刑诉法再修改带来的挑战。     

论网络舆论对政府行政的监督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一种新的公共权力监督方式——网络舆论监督渐渐得到社会公众的青睐。网络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与传统媒体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在我国政府权力监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网络舆论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管理不当就会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它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方面需要规范和完善,需要网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以及政府的合理引导。     

论刑事侦查中的监听问题

作为一种侦查技术，电话监听极大地提高了侦查效能，提升了侦查品质，但该技术同时又对公民的信息安全构成巨大威慑，极易行走在侵犯隐私权的边缘。因此各国都对电话监听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合法的系统化的程序规则限缩侦查权的过度扩张。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电话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改进。     

简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国刑事侦查活动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一步突出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求构建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刑事侦查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我国的刑事侦查活动,使刑事侦查活动更加科学、规范、人性化;进一步强化了刑事侦查活动的及时性、客观性、细致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等原则,这必将推动我国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发展。     

警察权力与公共舆论：一种理论的探讨

权利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希望通过多种渠道寻找他们的权利,正是公民的相关诉求使媒体走入公共领域并于此域中形成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作为公民政治权利之一是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的,其存在对发挥警察权力的功效有着积极的作用。权利和权力理论是政治学的重要理论,而警察权力与公共舆论正是这一理论的外化。警察权力面对公共舆论应开辟新路径。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侦查程序的完善--以国际标准为参照

刑事侦查中处于被追诉地位的未成年人正当权利极易被忽视或受侵害,为有效实施少年利益最大化保护的原则,国际公约除了规定未成年嫌疑人享有辩护权、不得自证其罪等一般性诉权外,还制定了侦查组织和人员的专业化、犯罪背景调查、特别援助、隐私权特别保护、限制羁押等刑事侦查国际标准。我国已加入相关公约,立法上也在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案件侦查过程中仍存在着专业化实质缺乏、审前羁押率较高、特别援助不到位、案件处理不及时、程序不够简约等差距,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以体现对被追诉未成年人的司法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