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权威合法性面临一定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宪政健全与发展不足,国家的符号解释能力和可信度受到一定程度置疑,经济绩效的＂政绩困局＂和政治腐败现象损害合法性基础。解决路径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即建立起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能力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论审判权的界限

司法机关所行使的审判权(司法权)并不是万能的、无界限的,司法机关只能在已经发生纠纷并形成案件后才能启动审判程序,行使审判权;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机关既具有合法性审查权,亦附带地具有合宪性审查权,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机关只具有合法性审查权,我国原则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司法机关也只具有合法性审查权;司法机关受其性质和审判基准所限,只能对法律行为进行判断,而不能裁判政治行为(国家行为);司法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权包括对作为正在审理案件适用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     

转型时期的合法性变量：利益、权力、权利——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合法性的转型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化和张力。除了利益满足之外,权力约束和权利实现成为新的合法性要求。只有建成强社会和强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能使国家得到更为强烈的认可,才能得到稳固的合法性。只有维护私有财产,尊重公民的利益,有效约束权力,建立法治国家,社会实现了自组织基础之上的＂善治＂,才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利维坦”与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构建

现代国家以个人权利、授权、社会契约等观念论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无疑,它的整个论证逻辑深受自然法理论的影响,即自然法理论奠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论证的基础。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理论同样也是基于自然法理论的。同时,博比奥的分析也说明了霍布斯是现代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因此,自然法理论将霍布斯的“利维坦”与现代国家合法性构建联系在了一起,即霍布斯构建“利维坦”的理论观念和论证逻辑奠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构建的基础或原型。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执政党建设的全球化视角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合道义性的关系。     

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合法性问题——兼议欧盟合法性发展逻辑

合法性问题一直被传统民族国家所标榜,而随着地区一体化的深化,区域集团化组织开始挑战、质疑传统合法性概念及合法性依据。欧盟作为一个介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自成一类的政治实体,合法化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体现在欧盟发展进程中的各项条约中。新近《里斯本条约》的签署和生效之后,更进一步解决了欧盟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欧盟获得合法性的发展逻辑,即社会权力结构重整、内在制度完善及外部承认的获取。     

现代国家建构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建构,其本质是国家主权性与国家合法性的二维建设。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之中,不仅存在着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的非均衡性,而且还存在着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农村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落后于城市发展,国家政权认同在乡村社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合法性,是当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中之重。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合宪性

宪法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最高规范,在它之下的所有法律规则都存在合宪性的问题.抽象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与合法性不是同一意义上的问题,二者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区别.在讲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质上经过了一个由合法性向合宪性的转换过程,这样的转换降低了抽象行政行为在一个宪政国家的规制力度.因此,确立抽象行政行为合宪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框架是解决目前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结构性缺陷的非常好的出路.     

论我国现行廉租房制度对政府合法性之影响及其原因

我国实行廉租房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政府的合法性,而事实上,国家确实通过廉租房制度获得了相当的合法性资源,但是,由于廉租房制度的不合理,这种合法性资源是极不牢固的,甚至会损害政府的合法性,从而使政府得不偿失.因此政府必须重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廉租房制度的合法性困境.     

西方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及消解对策

由于国家主义、绩效困境以及多元主义等缘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呈现出政策参与、政策有效性和政策认同三重危机。面对诸种危机,西方国家开出了"治理—善治"、"第三条道路"、竞争性政策机制以及政治社会化和整体主义等药方来医治其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巩固政绩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保证

政绩合法性基础在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和实现.把单纯的经济增长作为政绩合法性的根本基础,既不稳固,也十分危险.摆脱政绩合法困境,巩固政绩合法性基础,一个重要保证就是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政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取向;树政绩必须有利于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这是政绩合法性的制度基础;树政绩必须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政绩合法性的实效基础.     

论行政复议审查范围

国家行政管理必须遵循合法性和合理性原则。目前我国对不合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已比较健全,但对不合理行为的监督却很不够,本文在对合法性和合理性行为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对不合理行为进行审查监督的立法建议。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与执政合法性的几点思考

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经常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任何执政党都要认真面对其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它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建国之初 ,共产党的合法性是革命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后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是通过经济建设 ,通过经济绩效来体现。但是 ,政治合法性更需要政治权力机构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建设来维持。政党制度安排得当与否及其发育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程度及其科学化水平。由此 ,现代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建设应该成为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开创民主与法制制度的建设时代     

爱国统一战线对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意义

米切尔·罗斯金等美国学者在其所著《政治科学》一书中指出，合法性“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用我们的话语来说，就是指人心之所向。执政党通过自己各个方面的工作和努力，不断增强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巩固其执政地位，这是执政党执政规律所客观要求的。一个社会政治系统出现故障（比如动乱、内战、政变或革命等），其“根源是合法性的消蚀”。最近十多年以来，世界上一些执政的大党、老党，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例如前苏联、东欧的…     

基层治理中的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问题,是农村进行基层治理的依据之一。村规民约应当界定为村民以道德传统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据,结合当地实际,风俗习惯,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合法性是村规民约的核心内容。当前的村规民约在合法性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方面是内容与国家法律相违背,二是制定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三是对村规民约的监督不到位。为了完善村规民约,解决村规民约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考究在诉讼中的应用,从而建立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机制。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审查,需要从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限度三个方面进行。处理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衔接问题,对于促进基层治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公证的举证责任

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维护国家,集体的财产,保护公民身份、财产方面的合法权益。公证机关要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由谁来提供这些证据,这就是公证的举证责任问题。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     

新时期党执政合法性探究--以民主和民生为研究视角

执政党合法性论证关乎党的执政地位与国家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在转型时期巩固执政地位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以民主和民生相契合为基础，通过民主执政发展民生，民生保障推动民主为落脚点，党的执政合法性能够获得不枯的源泉。     

有效性视阈下绩效合法性的内在困境及制度化应对

有效性作为各国执政党汲取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内在的困境：经济发展自身导致合法性资源的流失,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利益分化不断瓦解着绩效合法性的基础,现代化进程中严重的腐败影响了人们对执政党政绩合法性的认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带来的社会公平失衡导致执政权威的下降。超越这一困境,需要将合法性基础建构在制度之上;提高现有政治参与体制对＂输入性＂和＂自主性＂功能的敏感程度;执政党在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需要强化对程序正义的重视;党在制定政策时应体现和贯彻正义的差别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