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

拜登执政后,为加强与中国战略竞争,积极实施针对和围堵中国的复合联盟战略。拜登政府对华联盟战略的特征是“复合性”,其以传统军事联盟为内核进行联盟扩容,表现为联盟结构的“网格化”、联盟基础的意识形态化、联盟行动的综合化,在印太地区呈现出“北约化”态势。拜登政府对华身份的“安全化”、拜登政府对中国作为“外部威胁”复杂性的认知、议题联合的功能性与灵活性、拜登政府积极争取盟友和伙伴国对其联盟转型的支持,是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拜登政府在不断调整和深化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的同时,其复合联盟内部面临着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复合联盟体系存在固有缺陷、复合联盟内部存在管理困境等诸多挑战。对此,中国可利用其面临的挑战,对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实行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强化中国经贸优势、积极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等思路和策略,缓解拜登政府对中国周边产生的联盟压力。     

拜登执政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者",强调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宣扬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运用竞争、对抗、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处理对华关系。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注重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以增强美国自身竞争力为基础,以构建复合型阵营为依托,以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威慑为重点,以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为抓手,围绕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极端竞争"布局谋势。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也展现出对华竞争意识。美国两党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方面的共识更趋突出,通过推动《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等举措配合拜登政府。随着拜登政府全面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

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并扩展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联盟战略来增强自身实力,并由此确保制度胜出;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和价值观话语来推进国内议程,重振联盟和伙伴关系,实施地缘、经济和科技打压以遏制竞争对手。中国的“体系内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决定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必然存在内在紧张,并突出地表现在单极维持与多极趋势、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等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这种内生的张力也丰富了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内涵、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视角。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理对华关系的基调。但在竞争方式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有着重要区别,如更加注重提升美国自身的竞争力,更多利用盟友体系和多边机制,强调"巧竞争",不排除与中国的必要合作等。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将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将更好地应对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对一个竞争性越来越突出的双边关系善加引导和塑造。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发展主要存在竞争加合作型、竞争主导型和竞争-冲突型三种互动模式,两国应着力避免竞争-冲突型关系模式,争取竞争加合作型关系模式,确保良性竞争主导型关系模式。     

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常态

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执政一年来,拜登政府以竞争的名义,全方位强化对华遏制、打压与威慑。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合作需求,表达出避免冲突的愿望。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上展现出战略定力和塑造力,面对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以积极的外交运筹塑造中美互动的环境和进程。当下驱动中美关系朝着消极方向演变的动能依然强劲,双方应面对竞争不断加剧的现实塑造两国关系的新常态,提升竞争的良性,增加合作的空间,降低冲突的风险,其中确立并守住两国关系的下限尤为重要。     

拜登政府对华网络空间政策与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保持美国的网络空间技术优势和掌握其规则制定权,在网络空间领域仍对中国持强硬态度。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具体举措,包括增强技术能力、强化供应链安全、炒作中国网络威胁、强化联盟关系、制定国际网络规则五个方面。拜登政府此举主要基于四方面考量:将中国视为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重视网络安全;以网络空间合作为抓手修复联盟关系;重视国际制度领导权,谋求掌握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权力。拜登政府的对华网络空间政策,将会增加中美网络空间"技术脱钩"风险,也会导致中美战略竞争难以缓解,致使美国的盟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战略选择更加困难,进而影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因此,中国需要在增强自身网络空间实力的基础上,化解美国在国际上的对华联合施压,缓解中美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竞争,破解美国对华网络空间的污名化,增强中国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话语权。     

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性共存与新平衡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对华政策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综合研判,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既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肆意妄为的老路,也不会回到奥巴马时代"接触加施压"的战略,而是会形成一种以竞争性共存为方向、以新平衡为目的的新战略。竞争性共存是拜登政府国内政治需要与国际影响力相平衡的结果,其虽包含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成分,但仍以竞争为主调,其竞争性表现在政治领域的思想斗争与联盟围堵、经济领域的内顾和军事领域的遏制深化与多点挑拨。其目的是为了对华形成新平衡,建立拜登时代开启的新常态。拜登政府将以传统的权力均衡为主导、辅以价值观渗透与国际法规则层面的议程设定,试图在尽量减少美国利益损失的情况下压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

外交叙事是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一国国际声誉的塑造、传播和维护。面对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美国国际声誉负资产,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打造美国合群遵约的国际形象,试图通过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积极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外交叙事,为修复美国国际声誉进行话语铺垫。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对于美国国际声誉的修复具有一定的成效,但终究没能走出高开低走的既往套路。但是,由于拜登政府外交叙事自身内在缺陷、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引发的位置焦虑、国内政治的持续极化以及“否决式政治”盛行,其运用外交叙事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前景不可能完全遂愿。     

美英澳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阵营化：基于小多边主义的考察

作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美英澳伙伴关系不仅是一项核潜艇协议，也是拜登政府强化全球联盟的重要步骤，反映了美国试图以阵营化方式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目的。既有研究更为强调美英澳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的体系压力，忽视了其内在的分歧和矛盾。基于对小多边主义特征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成员上的排他性、制度上的非正式性，还是功能上的议题导向性，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美英澳三国合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内生的局限性，包括目标困境、承诺难题以及牵连风险。由此可见，美国的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重重危机和矛盾。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美英澳伙伴关系来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但是美澳之间围绕成本分摊、风险分担与利益分歧的争议已然开始显现。美国全球联盟转型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既希望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利益，又希望让盟国来为冲突与风险买单，长此以往必然会引发盟国的质疑和不满，美国推动“印太”地区阵营化的目标也将面临挑战。鉴于此，中国可以综合使用强制、劝诱和说服三种策略，推动美澳同盟的分化，尽可能确保澳大利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中立、平衡或采取不过分支持美国的态度。     

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

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将中国确立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中“印太”战略是美国同中国展开竞争以护持其霸权最为重要的战略框架。“印太”战略虽然最早由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但限于其有限的国际执行能力和单边主义的政策方向,该战略总体上成效甚微。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为了更加有效地与中国展开竞争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全盘继承并大幅升级了这一新型国际战略,具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印太”地区全面回归区域多边主义,通过制度升级、制度创建与制度回归三种方式重构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区域制度体系以“规锁”中国;第二,以经济外交为抓手,在供应链、技术、基建和数字贸易等方面为“印太”框架注入经济合作动能,以夯实“印太”战略的经济基础;第三,从“美国优先”转向高度重视对盟友与伙伴的投资,积极打造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支点国家,以实现其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制衡中国的目标。拜登政府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努力,将有可能对中国的区域外部环境形成更为严峻的战略压力。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诱拉与地区回应

为更好地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从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全方位诱拉。出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推动经济发展、平衡大国关系、维护地区安全与促进区域合作的考量，东南亚国家一方面积极对接拜登政府提出的各项合作倡议，另一方面也对美国诱拉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诱拉的可持续性问题担忧加剧。从东南亚国家的回应来看，拜登政府在塑造对美有利的地区环境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展，但对中国的实质性影响有限，尤其是极力诱拉并未改变地区国家大国平衡的战略取向，美国诱其遏华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梯次化特点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脱钩指向,但在目标、范畴、路径、工具和手段上呈现出梯次化特点。这既是对技术进步的回应,也是在国内政治、经济议程驱动下作出的综合调整,是“技术—政治—经济”多因“共振”的结果。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这种调整更具迷惑性和危险性,但实施不会顺利,因为其内在缺陷日益显现,包括美国现有实力难以支撑其科技战略理想、战略收益与成本投入日益失衡、霸权思维的障碍等。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上述因素的掣肘,拜登政府的对华科技战略不可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     

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

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较高合作意愿的核心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却将更多的气候治理核心要素纳入竞争轨道。责任分配日益强调“对等”、“统一”;推进方式“胁迫”和“诱导”色彩浓厚;关键内容聚焦清洁技术产业并谋求脱钩。竞争逻辑凸显的目的在于:一是谋求气候治理领导权;二是彰显气候治理意识形态更好服务价值观外交;三是维持气候治理体系相对位置的落差。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但近期和中长期都很难实现其服务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美国竞争性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也会妨碍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取得类似《巴黎协议》的突破性成果。     

拜登政府对华态势考察：非战略军事阵线

拜登政府执政八个月,在战略军事领域不断强化和升级对中国的戒备、威胁、围堵和反推。在战略军事阵线之外,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势和行为更加凸显竞争和对抗。它在贸易领域持续挑起涉华贸易争端和发动主要针对中国的供应链重组;在高新技术领域全面施行高技术"脱钩"和遏止;在外交领域推进旨在围堵和孤立中国的涉华盟友外交。在中美合作方面,可能的具体合作必然甚为有限,并且与两国间在世界威望、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意识形态影响和经济/技术方面的竞争复杂交织。拜登总统将中美之间愈发激烈的竞斗当成更广泛的全球意识形态竞斗,怀着一项自命的使命("拜登主义"),即面对所谓"专制主义的威胁"和21世纪的其他挑战,要证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总纲正在浮现:中国是美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近乎全面的"敌对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的相关目标不仅是对华竞而胜之,而且是对华完胜。中国既要不低估拜登政府的能力和已取得的效果,也要密切注意其客观困难和主观表现的上下波动,因而须对拜登治下的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多方潜能进行经久的开放性观察。量力而行、量利而行、注重成本、提防风险应当是起码的和迫在眉睫的基本方针,以此为前提才可正确谋划长远的未来方向。     

大变局下美国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影响与启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战略竞争为名全面遏制打压中国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遏压进程,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则予以延续和发展。在实施该战略的过程中,这两届美国政府在目标、手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特朗普政府更为极端和强硬,单边主义色彩更浓,不惜对华发动全面“新冷战”;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长期竞争,在遏压中国的同时注重“管控竞争”。这种差异与两届政府的人事特质,以及两党的竞选策略、意识形态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有关。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因包含一定的党派性因素而具有长期性。2024年大选后,如果共和党掌控白宫,美国对华政策将出现新变化。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根据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国内政治机理,根据形势需要处理与美国不同政府、不同党派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拜登时期美国对华舆论态势评析

拜登上任后，美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华舆论战。这场旨在与中国进行“系统性竞争”的舆论战呈现出不少新特征：一是全政府性，即美政府各机关、各界政要全面参与；二是全舆论性，即美各类媒体、期刊、智库与NGO报告及公开发表的政府文件、文告等一起发声，成梯次配合态势；三是全西方性，即美与其西方盟友在对华舆论攻击方面协调默契、表现出空前一致性；四是全议题性，即反华议题包罗万象。美国对华舆论战恶化了美涉华舆论、决策氛围以及国际舆论氛围，成为对华决策难以理性化以及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