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均衡——基于合作收益的分析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制度类公共产品。是政府等公共机构制定、实施的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政府进行社会性利益分配的主要形式。公共政策的制定,从政策需求到政策形式的表达,经历了一个从需求知识、专业知识、技术知识到政策知识的转换过程。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则是公共政策网络中政策需求者、政策倡议者、政策设计者、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政策评估者的利益均衡与合作收益。只有实现公共政策当事人各方的利益均衡与合作收益。这一公共政策才会得以持续。     

公众参与如何避免"参与者困境" ——基于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的观察

如何让公众的参与行为利于公共政策质量的提升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热点议题之一。笔者认为,在探讨公众参与与公共政策质量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谁来参与"的问题,因为在政策制定实践中已然出现了诸多由于公众"参与者困境"造成的政策质量低下的现象。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聚焦如何解决"参与者困境"的问题,从知识视角重新审视政策制定过程及界定公众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并对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者进行分析,发现在确定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者时可以结合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对政策问题的认知来进行考量,从而减少或避免"参与者困境"的发生,为政策质量的提升打好基础。     

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范式分析

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范式根据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不同而不同,在传统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型中公民的参与范式是被动参与,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模式中公民的参与范式是有限参与;后现代行政学认为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中公民的参与范式并没能体现真正的民主精神,提出公共政策应在“公共能量场”中制定,公民在这种模式下的参与范式应是全面参与。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公民参与问题

公共政策执行是整个公共政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公民的参与是这一重要一环中的重要组成因素。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可以促进公民对公共政策的理解,有效监督政策的执行情况,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进而让政策最大化地维护和实现公众的利益。然而,在当今社会,存在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积极性不足、参与渠道不完备、公众人员缺乏政治素养等阻碍公民参与政策执行的现象。我们应该加大参与建设政治文明的宣传,健全公众参与政策执行通道,建立起公众与政府间的有效沟通渠道,让公共政策执行真正落实到实现和维护公民的利益上去。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探讨

公民的政策参与是现代的公共政策的基石。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兴起以来,这种参与由公民的个体参与转变为组织性的活动。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它本身还有很多局限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主动吸取非营利组织参与政策制定。     

公共政策制定中“公共性”取向的偏离和监控

由于公共政策制定中各利益主体的非充分利益博弈,政治精英的个人利益倾向性,以及传统投票方式的局限,使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公共性的偏离,对公共政策制定进行监控事关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监控重点在于对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监控。但是,公共政策监控主体与客体双重性及其监督关系的复杂性,政策制定者职位优势使其在被监控中处于有力地位,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度上的缺陷等因素给有效的监控造成了障碍,建立一种真正的对话机制,打破信息垄断,理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监督关系,明确监督者的职责,对于加强政策制定中的监控力度维护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活动特质及其运作原则

公共政策制定系统是由政党和政府等社会组织所组成的一种公共决策体系。公共政策制定系统在其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自身的活动特质,其政策制定活动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坚持理性化、规范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则,才能保证公共政策的合理、公正和有效。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应坚持这些基本原则,以推动决策的科学化进程,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及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实践环节,是将公共政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尤为关键。尽管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试图制定并实施最有效率、最能解决问题的政策,但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现象却屡见不鲜,严重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对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成因进行分析并试图找到公共政策执行失败的网络治理模式。     

大部制视野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刍议

制定公共政策是地方政府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扩大公众参与具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即将进行大部制改革.而同时由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严重缺失,导致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正当性、合法性不足.本文试图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问题以及大部制改革下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主要从制度建设层面着手对加强公众参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外压模式”下政策议程设置的触发机制分析——一种对公共事件催生解决机制的解读

自孙志刚事件起,一系列公共事件通过民众热议而影响公共政策的议程,并导致公共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是联系问题界定和政策制定的纽带,在政策过程阶段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基于民众参与程度与议程提出者身份的二维分析法,重点解析了在实践中蓬勃发展的政策议程设置中＂外压模式＂下的触发机制,对焦点事件、媒体和公众、利益团体以及政府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作用和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外压模式＂的政策议程设置的优越性和弊端进行总体评价。     

我国社会转型下的公共危机处理模式

我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相当重要,伴随着社会转型,各种社会危机也随之产生。从中医学角度的"生理病"出发,把公共危机看成是一种"社会病",公共部门便是"医生",危机事件便是医学里的"社会病",依据中医学"生理病"的病理治疗方式,从望闻问切多方位提出公共部门处理公共危机模式,即"治疗""社会病"的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公共危机处理模式。     

区域一体化的模式选择

以自发秩序和私法为基石的私法模式是理想主义的,而以政府的制度导向和公法为基石的公法模式却是现实主义的。私法模式是完美的,但在实践中难以成功；公法模式是简陋的,但更为实用和有效率。     

论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变革

由于若干因素导致市场失灵,以及对公共产品的供求双方的推动,使得政府所直接生产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范围大幅度扩张。但过度的垂直一体化使得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成本上升,并造成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低下,政府规模膨胀和严重的财政支付压力。为此,要求推动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变革,最终在公共物品的生产上形成政府、私人和非盈利组织的伙伴关系。     

构建公安法学教育模式的思考

公安法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获得从事公安职业必须具备的法律知识结构和能力。如果公安院校和普通院校设置和讲授一样的法学课程,而不强调公安法学教育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不仅是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也会阻碍公安法学教育的长足发展和公安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公安院校应从更新观念、准确定位、体现特色这三方面入手,构建新的公安法学教育模式。     

我国检察官教育模式之探析

由于检察官在法治社会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检察官教育也备受国家重视。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初期,检察官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检察官的法律知识,培养检察官的法律信仰,增强检察官的实践技能,提升检察官的职业道德。目前随着检察官素质的普遍提高,增加其法律知识已不再是检察官教育的主要任务。大陆检察官教育基本属于岗位教育、长期教育、全员教育、免费教育。教育的方式,从承担教育的主体视角出发,主要可以分为师徒传授式、专业机构培训式、法学院培训式和院内培训式四类,教育的内容包括职业道德、法学理论知识、检察业务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构建“公共管理与服务行政体制模式”

近十年来,我国政府模式正逐步从以政府为中心的命令型向以满足公众需求为核心的服务模式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等概念的提出,为我国政府构建行政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未来我国政府要构建"公共管理与服务行政体制模式",各级政府应界定清楚并且全面正确履行政府的职能;严格依法服务,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优化行政组织结构,理顺政府职责关系;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更加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管理模式的变革

西方公共服务管理模式的变革大致经历了公共服务管理模式的传统官僚制、市场多元化和整体合作三个阶段，我们应当在系统分析、借鉴西方国家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改革的先进经验的同时，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管理模式。     

法治方式的公信力研究

法治方式的公信力视角,首先是作为治道方式的法治所具有的公信力,其次是具体法治方式的优化能有效提升法治公信力。法治公信力内涵着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其要义是通过各种层次的体系化信号传递,法律权威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实现博弈的均衡。具体法治方式的整体优化,一是通过立法博弈来实现法律权威的系统化塑造,二是以信息公开为切入点来疏通信号传递,三是间接性地促进社会信任机制的系统建构。     

略论新的公安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是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经济的发展、治安形势的变化给公安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质量和整个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公安人才培养模式,一是以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为先导,构建适应新世纪社会和公安实际部门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二是整体优化课程体系,加强素质教育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制订新的人才培养计划;三是加强教学基本建设,深化教学改革,确保人才培养计划实施。     

论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模式下的学生个性发展

警察院校正面临传统警务化管理与教育对象个性化凸显之冲突,惟主动创新,努力贯彻学生主体地位,切实彰显教师主导作用,通过强化思政水平、优化育人环境、完善体制机制、增进素质技能,尽快构建刚柔相济新模式,才能实现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办学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