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961年基层调查散记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失误,1959年和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两年遭受困难,特别是遭遇了未曾预料的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尽快扭转局面,在1960年底1961年初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工作中要做到三条: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邓小平1961年的庐山之行

1961年,新中国正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斗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当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工作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以往工作中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做法,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周恩来与“伯延调研”

1961年年初,“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已经显现。周恩来带头响应党中央发出的“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于5月3日至8日到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所属的伯延公社进行调研。     

周恩来抗荒

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新中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不断下降，饥荒严重，食品紧缺。老百姓把所有能够充饥的东西都咽了进去，仍填不饱肚皮。从1959年到1961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三年之久。为了尽快摆脱缺粮的局面，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每日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和全国人民一起经受了饥饿的考验，和他们一道筹粮抗荒。     

周恩来实事求是搞调研

周恩来在党内最早明确地提出了调查研究问题，并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足的作风，1929年9月，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发出的《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次年5月，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吸收了这一思想因素。周恩来进行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讲究科学而且卓有成效，为后人树立了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1961：党史上的调查研究年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盛行,造成国民经济的困难。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尤其是农村出现了大面积饥荒。为此,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下决心解决农村“五风”问题。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1961年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农村进行调查。图为刘少奇在同农民交谈。▲1962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同湖南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一九六一年三月,朱德在洛阳拖拉机厂调查。▲1961年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率领调查组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调查。图为周恩来在召开座谈会。▲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时同公社干部合影。二排左四为陈云,左五为薛暮桥。▲一九六一年四月邓,子恢在福建龙岩地…     

民以食为天——周恩来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抓粮食工作纪实

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最明显最突出的表现是“粮荒”。总理国务的周恩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周恩来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抓粮食工作纪实》,充分体现了总理对人民极其负责的崇高精神,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     

周恩来怎样搞调查

1958企7月1日至7日,周恩来冒着酷暑高温莅临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什么选择远离京城的葵乡——新会来视察呢？缘由是这样的,1958年5月,新会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赴北京参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会上作了《县的商业工作要成为农业生产的后勤部》的发言,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和重视。     

1961-1962年党的甄别平反工作

1961年中共中央开始启动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我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对"大跃进"以来多次"反右倾"运动中所犯扩大化错误的初步纠正,是国家全面调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国内政治生活的稳定乃至国民经济的恢复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本文拟对"大跃进"之后党的甄别平反工作作一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1959：庐山会议上周恩来的两难处境

1959年的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大跃进”带来的诸多问题,以“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为方针的庐山会议召开了。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在“左”与“右”之间的钢丝上艰难地行进着;原本的“神仙会”因为彭德怀的一封信使形势陡转,周恩来更加左右为难,他甚至违心地批判了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周恩来就这样在两难中转换着角色。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周恩来1966年的困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忙于国事中的周恩来，对这场浩劫的到来感到难以理解。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文革”之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1961年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十八天调查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1960年前后中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摆脱国民经济的困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了大量的调查组开展农村调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身体力行,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寻求对策。     

周恩来关爱庐山“小儿女”

1961年夏季．周恩来、邓颖超来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下榻河西路442号别墅。     

周恩来与“反冒进”

1955年底开始出现的反冒进,是围 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 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 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 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探索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 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1961年习仲勋长葛调查河南农村公共食堂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过程中，以“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泛滥，给全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下降。     

1961年—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

<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导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在1961年-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有效的调整。学术界对     

四种措施，塑造组工干部形象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60年冬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经济工作的“左”的错误，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