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信"思想浅议

在中国古典文化典籍中,就目前所知,"信"字最早见于<尚书>.<尚书>中的"信"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重视"信"是上古帝王以来的普遍做法,他们把"信"看做是国之大事,关乎国家兴亡,人民康乐.第二,"信"思想与"天"、"帝"思想紧密相连.<尚书>中的信思想产生于人神交通的遗存,带有早期宗教的神秘光环,存留有神灵崇拜的影子,为研究中国古代"信"思想的起源提供了直接证据.     

"大话"文化:"电子场景"下青年文化的"中区倾向"

"大话"文化是"电子场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行为方式上的主动变革,从而形成的一种"中区倾向"的行为模式,"大话"文化只能以青年文化的面目出现.对于"大话"文化现象,不能轻易地以价值判断对其进行盖棺定论,它实际上是人们在"电子场景"下行为模式转变的一个信号而已.     

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文化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研究的前沿问题。关于"文化全球化"的界定虽然还众说纷纭,但是,对"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是有可能性和有效性的:(1)"文化全球化"概念中"文化"的界定比较明确;(2)从文化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全球化的探讨逐渐形成了一个问题域,构建了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     

社会主义学院语境中的"中华文化"属性剖释

对社会主义学院语境中的"中华文化"的属性进行了剖释。无论是"文化"还是"中华文化",其首要属性是其意识形态属性。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文化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是一脉相承、始终如一的。社会主义学院应以中共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为导向,"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政治共识,做好中华文化工作。     

正确理解"以德治国"思想二题

有人对"以德治国"提法不理解,一是与我国于19世纪末开始的思想界为救亡图存而进行文化反思所形成的西方文化高于中国文化的思潮有关,二是与我们在如何评价和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有关,三是与我们前些年在关于法治和德治关系方面的一些不适当研究和宣传有关.正确理解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这个重要论断,必须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跳出传统政治文化"无用论"或"糟粕论"的误区;必须正确理解西方法律文化的精神内涵,跳出西方文化标准论的误区;必须正确总结我国20年来依法治国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摆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跳出法治"最高"论和"法治崇拜"的误区.     

人民政协与"和合"文化

人民政协是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思想的产物和象征.人民政协是发挥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重要舞台;人民政协文化深深的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土壤当中,承接了"和合文化"的精髓;"和而不同"思想体现了人民政协工作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辩证统一.     

新四书的几个问题

儒家的真道统应该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子夏、穀梁子、荀子、孟子。由于孟子是从子夏、穀梁子这一派学习,独立出去后恢复或重建了子思之学,所以附于荀子之后。我主张孔子是先圣,荀子直接相对于孔子称为后圣;因为是荀孟,所以孟子相对于荀子称为亚圣或附圣,即孟子是附于道统之后的圣人。我提出以《荀子·劝学》、《论语》、《孟子》、《荀子·大略》作为新四书。     

如何理解"三个代表"中的"文化"

"三个代表"中的"文化",应是与经济、政治相对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将其解读为"大文化",缺乏必要的依据.我们应该"用综合的、联系的观点分析社会发展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靠运用"大文化"范畴,而是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

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依托.在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中,我们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的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扬其精华弃其糟粕,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推进"文化复兴"的大工程,抵制文化的隔绝和霸权,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文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南。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富有创新理念的领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理论支撑点,是对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体系建设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江泽民文化思想形成背景探析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文化与文化建设,对此进行了积极与极富成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的重要论断用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然而,任何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江泽民文化思想也不例外。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江泽民文化思想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它是实践的产物,是时代的反映。从理论与现实的角度对江泽民文化思想形成的背景进行研究,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江泽民文化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以德治国"思想的时代内涵

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其时代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时代的需求;“以德治国”思想内容的时代性;“以德治国”思想实践措施的时代性。     

杨绛小说中的贤妻良母形象

杨绛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和人伦道德的尊崇和切身体验,在小说中塑造出一批贤妻良母形象,着力从她们身上发掘出流传久远的贤良美德,并以她们的人性美、人情美映照出周围可笑可讽的人和事.这些人物形象不仅能给人以美感和道德启示,还填补了文学史上的某些缺憾.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入声字的读音规律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诗词特别讲究音韵、声调和节奏的美感。但是,现在用普通话读古诗词有很多不押韵或节奏不和谐之处,客观上造成了对古诗词美感的破坏。这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古代以中原音韵为官话通用语言的发音系统,现在被普通话语音所取代。中原音韵中的平、上、去、入四声,变为普通话中的阴、阳、上、去四声。其中,入声字的读音规律对古诗词的解读影响极大,尤其应引起语文教学者的注意。为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得以继承、流传和发扬,语文教学中应该注意对此种现象的讲解。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     

从近现代历程看中华文化的当代走势

中华文化在近代从来面临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张力,走过了一个颇为坎坷的的发展历程。我们理应通过历史回视及对文化激进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观点的检讨,对中华文化的当代走势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论江泽民关于青年人才全面发展的思想

关于青年人才的全面发展,江泽民提出指导青年全面发展的“四个统一”的思想,倡导培养富于创新精神、创造能力的青年人才,要求青年应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等。这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理论体系上都是对邓小平青年思想的继承、丰富与创新,将邓小平青年思想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从古文字透视古代锄草工具及演变

汉字是表意文字,古文字就象古文化的化石,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我们以古文字为线索,结合古代文献、考古发现、民俗资料等对古代锄草工具及演变情况进行研究,就可以从古文字透视出古代锄草工具及其演变。     

“计赃论罪”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变革

我国古代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有着"计赃论罪"的传统,而这一立法传统在近代经过短暂的断裂后,又在新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新中国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在内涵上与古代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并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从定性分析模式到定性+定量分析模式的演变。这种演变,与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心理以及现实刑事政策密不可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纯粹的"计赃论罪"立法模式都已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我国盗窃罪应当确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