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歌的仙隐情思

在唐代崇奉道教的文化背景下,唐代众多诗歌多具有仙隐情思,构成唐诗中独特的仙隐主题。其主要表现为：唐诗中的仙隐意识、以仙隐颂美友人、视中隐之士为＂地仙＂三个方面。唐诗中的仙隐情思,体现了唐代文士逍遥淡泊、傲世脱俗的精神追求,折射出道教文化与隐逸文化在唐代的交融并向世俗化转变的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文化意蕴。     

元少数民族散曲作家隐逸思想探析

元少数民族散曲作家隐逸思想探析虞江芙进退出处，是困扰中国古代文人士于的人生课题之一，歌咏山水隐逸生活，亦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主题之一。魏晋之际的阮籍、稽康、陶渊明，是最早几位颇有影响的歌颂隐逸生活的诗人，在他们之后，抒发绝意仕途、借山水隐逸生活自遣自...     

陶渊明诗歌风格异议

本文认为:陶渊明诗中存在着并列的两个世界:平淡的田园隐逸世界与豪放的金刚怒目世界。前者是理想世界,“隐逸”其表;后者是现实世界,“猛志”其里。陶诗的“平淡”、“隐逸”是显义层,“猛志”、“豪放”是隐义层。其表达方式是由显而隐,注彼写此,指桑道槐,反向沟通,体现出两个世界的表里结合,完美统一。     

从《大人先生传》看阮籍的精神

《大人先生传》是极度精神扩张的产物。“大人先生”的人格与境界是阮籍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出发点。大人先生是魏晋士人所希冀企慕的一种精神境界的人格化 ,是一种真正的精神自由 ,具有象征的意味。     

“谋道不谋食”与士大夫的精神分裂

一《论语·卫灵公》中记孔子言曰:“君子谋道不谋食”。此言君子,士人之谓也。“谋道”与“不谋道”遂分别成为当时和以后士人沉重使命的表征和修身养性的禁忌。“谋道不谋食”说,至少包孕了四层含义。一为“士志于道”,士应以建道为己任,谋道是士人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核心,故“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二为“忧道不忧贫”。士人以道的发展为安身立命之基,贫不足忧,而天下失道则堪重忧。故要“笃信善学,守死善道”,不能因谋食果腹之需而置道之有无于不顾,“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贫贱不能移”则是这一思想的归     

苏州古典园林的隐逸文化审美意象

苏州古典园林精妙绝伦，将建筑、山水、花木高度融合，化自然与人和谐统一，借助诗文绘画进行审美点化，创造出融多种意象群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既是诗意栖居的地方，又是隐逸文化的中心。本文试从造园立意的文字隐逸审美意象、建筑陈设隐逸文化审美意象、山水隐逸文化审美意象、植物隐逸文化审美意象分析入手阐述苏州古典园林中蕴涵的深厚的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审美内涵。     

白居易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少有的善于自处,沉浮自如的人物,他在为官与隐逸之间巧妙地找到了平衡,陶渊明在社会政治复杂混乱的东晋末期也有着较为复杂的隐逸思想,本文从白居易的思想、诗作着眼,对其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和诗作风格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二者的处世之道,以管窥他们丰富思想的一个侧面.     

唐代士人缘何入幕成风

唐代士人大量入幕,其中不乏许多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尤其是唐后期,士人入幕形成了风气,改变了士人入仕的途径,为国家储备了大量可用之才。同时,士人入幕还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诗歌、小说作品,繁荣了唐代文化。     

论李白的咏侠诗

论李白的咏侠诗章继光一唐代任侠之风与李白早期的任侠经历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过太宗、武则天、玄宗等统治者的努力，整个唐代前期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到玄宗开元期间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强盛的国力使民族自信心空前提高，并大大刺激了青年士人...     

山涛的“不异于时”

山涛，魏晋时代人。年轻精壮之时，他与嵇康、向秀、刘伶、阮成、阮籍、王戎等“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常常谈玄说理，清议政事，时称“竹林七贤”。山涛后来仕晋，曾当过吏部尚书，即中央的组织部长，可谓位高权重。史书记载他“甄拔人物、皆一时俊彦”，众皆以“山公启事”(向皇帝启奏推荐人选)为美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牛李党争透视唐代中后期历史与文学关系》成果简介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李润强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牛李党争透视唐代中后期历史与文学关系”（项目批准号04XZW003），最终成果名称为《历史、社会与文学——牛李党争研究的新视野》，结项鉴定等级为良好，成果2012年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成果包括“绪论”、“唐代中后期的朋党政治”、“牛李党争与唐代中后期的历史”、“牛李党争与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牛李党争与唐代中后期的文学活动”、“牛李党争与唐代中后期的作家群体”六个部分，34万字。中华书局原总编傅璇琮先生认为，该成果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又一部学术力作”，“提出了一些学术新见，发前人之未发，足资学术界参考；还有一些内容填补了研究空白，其中多有颇具启发意义的精切阐述，令人信服。”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基因

“精神气质”是一种主体化的文化，包含着道德精神与心理气质两个层面涵义。学者们往往以道德精神与心理气质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的“精神气质”概念，来表达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结构。湖湘文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一种地域化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湖南人之性质”或“湖南人底精神”。湖湘“民性”与“士习”的渗透与融合，推动了一大批兼有劲悍民性与道义士气的湖湘士人群体崛起。明清以来，湖湘士人以十分鲜明的精神气质，而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特别关注和敬仰。湖湘文化的历史建构，同时是湖南人的精神气质的建构；湖湘文化的区域特质，特别体现为湖南人在精神气质上的特质。     

临安词人隐逸心态的精神栖息与故国情怀

临安词人群是宋末元初词坛一个重要的词人创作群体 ,本文拟以张炎、周密、王沂孙为代表探讨这一易代之际词人群体的隐逸心态。隐逸既是其忠于故国的表白 ,也是其唯一的精神栖息地 ,又是其困境中的不得已之选择 ,身隐而心终不可隐。隐逸既有群体之共性又有个体之差异     

历史上士人的文化担当

历史上，中国士人有着传承和弘扬文化的高度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素以“传承文化”“教化民众”为己任，认为士人修己和教化之好坏，关系天下兴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有着浓厚的“文化自觉”的意识。     

宋人“中国”意识的凸显与出使行记的文化呈现

宋代出使行记上承晋唐，既有早期行记“纪行”与“传人”的文本特征，又是源于赵宋王朝这个特定政治外交环境的产物。赵宋王朝先后与辽、金、元政权形成对峙，对外关系主要模式从“朝贡体系”转为“对等外交”,宋人的“中国”意识凸显。这种意识与文化认同植根于士人心中，形诸笔端。行记书写中，宋朝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的“中国”,以此为书写视角，宋辽、宋金边界，被视作一种主观、文化的表述，地理的悬隔被赋予了“界隔夷夏”的文化意蕴。基于自身社会文化与伦理情感的影响，宋代士人对“异族”他者的展现，传递着他们敏锐的“夷夏”感知，承载着他们对“以夷变夏”的沉重焦虑与思考，并昭示出宋人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行记中所呈现出的这种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给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10至13世纪的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阮籍与酒

阮籍与酒阮籍，魏晋时代著名的“竹林七贤”代表人物之一，性情豪放，脾气古怪，以饮酒、诗文留名后世。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把美酒看得比官位更重要。他任东平相时，曾被推荐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当听说步兵厨营有人善于酿酒，有贮酒二百科，就要求担任步兵校尉。后人...     

论金代中期的文化生态及隐逸自适诗风的形成

金代世宗、章宗朝,社会较为安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趋于繁荣,达到了金代的全盛时期。不过女真政权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压缩了汉族士人的仕途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的儒家入世思想。同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为汉族文人提供了多元的人生选择,使汉族士人由追求外在事功转变为内在道德心性的修养,从而在金代中期诗坛上形成自适隐逸的创作风气。     

论陶渊明《闲情赋》的基本意旨及其人生向度

作为生活于晋宋易代的特殊动乱时期的著名诗人，陶渊明一向被历代评论家定位于“田园诗人”、“隐逸诗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歌之祖”。这种评论的确显示出陶渊明逃避纷乱世界，归复自我心灵和优美自然的本质趋向和重要精神。但与此同时，这种定位性论断也带来了一种简单化和模式化的误读倾向，而对反映诗人其他精神维度的另种心灵向往和理想追求的诗文历来均缺乏全面的探索和发掘。这种批评方法的局限性首先在对陶渊明《闲情赋》的阐释中彰显出来。这篇一直争议颇大的作品在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陶渊明集序》首次…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是《儒林外史》现代解读中的重要的命题。关于这一命题,学界的基本看法是：吴敬梓受到了魏晋风度的影响。而实际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是以老、庄之学为处身立命之根柢的,吴敬梓对待礼教的态度以及他笔下读书人隐逸的文化背景则是基于儒家的立场,于此,我们认为,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并不认同魏晋风度。     

关于唐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

关于唐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侯力论及唐代科举，学术界通常承袭《通典·选举典》“大唐贡士之法，多沿隋制”的观点。事实上，“沿隋制”的说法于唐代近三百年的整体历史不能一概而论。本文认为，所谓唐代科举多承隋制的问题，主要是就武德、贞观时期的初唐而言。换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