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原名恩明,字仲尧,1901年生于贵州荔波县的水族家庭。为了外出求学,他16岁那年离开家乡,投奔在济南做官的叔父。他胸怀大志,临行时作诗一首：“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小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问到处是青山。”他在济南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时,北京学生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中共“一大”代表问题的再探讨

何叔衡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应是真实可信的。但对何叔衡的代表身份问题,似没有过分纠缠的必要。故此,建议对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表述为:各地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包惠僧,旅日的周佛海。大会召开之前,何叔衡因故提前离沪返湘,后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实际上是12人。这样表述,或许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     

多才多艺的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是中共“一大”代表．出席“一大”时,他是13名代表中惟一的一位在校就读的中学生,也是13名代表中惟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代表,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枪决,就义时邓恩铭只有30岁。邓恩铭生前先后三次被捕,     

红色起点中共“一大”秘密召开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     

论陈独秀当选中共“一大”总书记之原因

陈独秀之所以能当选为中共"一大"的总书记,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中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共“一大”：“失踪”的“第十五人”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会人数问题，我国学界是没有疑义的，那就是有15人参加了，其中中国人13名，外国人两名。疑义只在于正式代表究竟是“12人”还是“13人”？1991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参加党的一大的有来自七个地方的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     

“南陈北李”缺席“一大”原因新探

“公务繁忙”仅是当时的一个现象，与“南陈北李”缺席“一大”不是因果关系。透过现象看本质，两人在诸“公务”中都没有选择出席党的成立大会，明显反映出当时的一个认识问题，即对这次大会的意义估计不足，进而对大会不重视。     

王会悟和中共“一大”的召开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王会悟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她做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大会期间,由于密探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王会悟立即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     

另一种“长征”：群体记忆里的“代表”之路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特指新政协）已经过去整整65年了,许多曾经置身那次会议的人,在回忆当年情景时,都会说到一个词,就是“难忘”。 的确,我们在今天重温那次会议的一些情景和往事,诸多党派社团、各界爱国人士广泛参与、同聚一堂、共商国是的生动场景,以及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显示出的政治诚意、政治智慧,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依旧可以用“难忘”来形容。     

试论党的群众利益代表机制

在新时期,我们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纲领层面上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它还要从实践层面上做到代表人民群众利益。要实现这种转化,必须重新审视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实行党政分开;必须完善党群沟通体制,发展施政中的民主;必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推行选举制度;必须促进社会自治,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三个代表”思想与中国现代化

“三个代表“思想不仅是党在新世纪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纲领，也是新世纪中国现代化顺利推进并如期实现的伟大纲领和强大思想武器：它赋予党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使中国现代化有了永远坚强的领导核心；它丰富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使中国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有了政治保障；它从根本上突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使其有了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执政为民思想与“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深刻地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执政为民的思想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执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都是人民群众,其宗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十六大报告在规划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同时,也再一次突出了发展先进文化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必须紧紧抓住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而要做到执政为民,就必须…     

云南省出席“十七大”代表名单

(按性名笔划为序)刀林荫王学仁邓先培田红疆刘一平江普生李凤梅李纪恒杨崇勇张桂梅罗崇敏赵立雄秦光荣高旭升董志红(女、傣族) (仇族) (白族) (女、布朗族) (满族) (女、满族)白族) (女)王春(女、拉枯族)牛绍尧邓恒来(傈僳族)白恩培齐扎拉(藏族)李江(女)李文昌(白族)李国伟邹韶禄陆会芳(女、壮族)和自兴(纳西族)胡有兰(女)格桑顿珠(藏族)曹建方解毅(纳西族)王秀珍(女)孔祥庚(彝族)田卉(女、哈尼族)朱有勇米东生李培李汉柏(白族)李桂英(女、彝族)张亚平罗正富(彝族)金木玲(女、景颇族)柳万东顾伯平盛华仁熊清华云南省出席“十七大”代表名单<…     

同心:非中共代表人士队伍思想建设的着力点

新时期,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宏观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都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思想建设提出了新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指出了"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的同心思想,它体现着人和、和谐及"和合精神"的哲学内涵。胡锦涛提出的"同心思想"为当前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思想建设提供了重要着力点。从现实来看,落实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思想建设"同心思想"这一着力点,应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载体平台的思想教育功能,构建多样化的实践教育、锻炼机制,形成与党外代表人士的坦诚沟通交流机制,构建信任机制,引导党外代表人士担任重要领导、管理岗位工作,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外部教育作用,同时注重将思想教育与管理寓于日常工作生活中。     

“服刑”代表“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之法律规定值得商榷

《代表法》第四十条规定,“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二)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服刑的。”根据这一规定,当人大代表触犯刑律,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则其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而代表资格依然存在。笔者认为,这一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存在不尽合理之处。依据代表被判处刑期长短的不同,笔者认为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代表服刑期满而其代表任期尚未届满。在此情形下,依照《代表法》第四十条“前款所列情形在代表任期内消失后,恢复其执行代表职…     

中共历代领导核心现代化“赶超”思想比较研究

中共历代领导核心的现代化＂赶超＂思想在指导思想、思想方法、道路追求、方向选择、赶超价值等方面表现出相同性;在赶超指标、赶超动力、赶超模式、赶超起点、赶超着力点和赶超速度的要求上表现出差异性,中共历代领导核心的现代化＂赶超＂思想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     

“三个代表”与工人阶级结构变动

一、工人阶级结构变动特征及其利益矛盾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工人阶级结构变动的过程呈现出以下变动特点:一是分化性。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通过改制、改造、换牌、重组,有的一分为二,有的直接成为三资企业,这部分企业中的产业     

“两会”代表热议廉租房

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吴敬琏: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廉租房应该提到第一位。不仅政府要做,而且政府要拿出钱来。要想办法四两拨千斤吸引社会投资,政府贴息来搞廉租房。廉租房供给每增加5%,房价会下降3%～4%。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及存在问题探析

三重一大制度,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规范用权行为、减少经营决策失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现象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深入分析企业三重一大制度的重要作用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台盟与中共“五一口号”

本文主要是根据1948年《人民日报》和香港《华商报》的有关报道材料,兼以同一时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自传和其他相关历史资料,重点论述了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包括台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海外侨胞组织纷纷响应的情况,特别是论述了台盟响应“五一口号”,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建立,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自己贡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