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抗争的潜在危机

<正>"以身抗争"折射社会制度悲剧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抗争带有鲜明的利益取向,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和求助于外的"以法抗争",一起形成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最具解释力的社会学逻辑。一般而言,当社会中的个人遭     

基层党组织应成为底层社会利益诉求的代言人——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底层社会的利益维护、利益诉求活动便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面对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变化的情况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厘清现状．认清当前存在的问题．逐步建设成为农村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代言人．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领导者。     

略论民间歌谣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大理白族民间歌谣为例

本文试图将白族歌谣放在民族文化的“多棱镜”下扩视，以历史的视角和文化平等的视野对其现照，用心灵去剖判、理解白族之所以成其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定民族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象，努力发掘深埋其中的多重文化解读空间，真实地表达出歌谣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底层民众的情绪世界。因为大理白族民间歌谣是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中展现的活态文化，反映了白族人民田有的思想意识、文化现念、民族风情和审美理想。     

政府招商引资中的环境抗争分析及防控路径——以西北地区为视角

对现有文献资料与环境抗争事件探析得出,政府招商引资中爆发环境抗争具有“政府招商引进化工资源类企业—企业投产排污政府监管不严侵害民众生命利益—民众向事件主体诉求未果爆发环境抗争”的逻辑结构.西北地区强烈的经济发展愿景,复杂的民族关系,脆弱的生态环境,民众较强的环境意识是诱发环境抗争的风险因素.防控西北地区环境抗争发生,政府应减少和摒弃高污染企业进入西北地区,提高政府企业民众环境保护意识,增加环境保护和补偿民众的资金力度,畅通民众权利诉求渠道,加强NGO、专家和舆论媒体力量等五个路径.     

我国公共政策接受中的“前理解”

李颖在《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3期撰文认为，虽然利益因素在政策接受中处于根本地位，但是也不能忽视“前理解”因素在政策接受中的重要影响。辩证看待“前理解”在民众政策接受中的影响，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关注民众的“前理解”，促进政策接受主体“前理解”的发展变化和“视野融合”，以期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共政策的接受度。     

“斗争哲学”视野中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

围绕着“斗争哲学”的科学性、合法性、正当性等问题，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对“斗争哲学”内涵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斗争哲学”揭示了斗争和冲突的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工具性等内在特质。在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和社会利益日益分化的当下，“斗争哲学”在完善弱势群体有序表达利益、维护社会弱者正当权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仍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网络事件中网民的情感抗争:表达逻辑与意义建构

近年来,中国网民在网络事件中的情感抗争日益凸显,自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兴起后更是达到井喷式增长。权力偏袒资本、民众现实利益受损及草根话语权缺失是网民产生情感抗争的主导因素;在抗争方式上,网民大多采取愤怒、同情与戏谑等情感交织的表达逻辑。这些情感抗争能进行情景、身份和目标的话语意义建构,引爆舆论话题,引发阶层对立,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实现网络事件中网民的情感动员。     

草根维权组织的属性考察与运作分析——基于对H市“城中村”改造中维权组织的调查

基层民众的集体维权是我国底层抗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实证调查为基础,探讨H市"城中村"村民维权组织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对政府征地拆迁计划实施抵制,并进行利益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文章着重分析维权组织成立的原因及其属性、维权目标与行动方式、维权组织的普通成员及其骨干分子等问题,并就这些方面与既有研究进行比较。调查和分析表明,这些组织具有临时性、民间性、地域性、非政治性、非正式性以及弱组织性;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进行抗争是它们日常维权的主要方式;维权骨干分子是村民中有代表性的成员,但不是显著有别于普通维权者的特殊阶层,他们在维权中公私兼顾,并非纯粹为民请命。维权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增进官民之间的沟通,减少非理性抗争行为的出现,有助于和谐地解决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国正处于由“现代化”向“现代性”转变的过渡时期，现实生活中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要切实维护民众合法权益，就必须准确把握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质，优化利益协调机制，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健全矛盾调处机制，完善权益保障机制，通过以机制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系，达到在改革发展中解决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与根治邪教

活跃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秘密教门和当代邪教大多以医疗作为吸引民众的切入点，以其医疗功用来赢得民众的信仰。通过提供医疗手段，建立、发展成为某种“教派”或“功法”组织。一些教首利用民众对组织的信任而为个人牟取经济利益，进行经济犯罪，进而社会犯罪，直至最后政治犯罪，危害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危及社会秩序，从而蜕变为“邪教”。这是邪教演化的一般规律。明清时期中国像欧洲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传染病高发期，由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慢性痢疾等疾病导致了高死亡率。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医疗机构基本上还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     

台湾究竟怎么了?

台湾“3·20大选”后,政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泛蓝”与“泛绿”两大阵营形成严重对立,社会被撕裂,治安趋于恶化,社会风气日见败坏,民众生活痛苦指数不断提升。台湾学术界、舆论界纷纷质疑:台湾社会到底出了什么事?街头抗争激烈社会对立严重自民进党执政以来,台湾的街头抗争事件就频繁发生。仅以2002年为例,台湾的街头抗争活动有上百起,较大的有台湾劳动人权协会发动劳工游行示威,反对官方、资本家联手压迫劳工;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号召数十个“在野政党”次级团体、反“台独”的民众,共同举行“5·19反台独、救台湾万人大游行”;“八二…     

论利益表达功能在共青团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本文从共青团在公民社会中的发展的视角,借鉴涂尔干的有机团结理论,在现实中分析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与共青团的利益表达功能中的问题,从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升利益整合能力和再造利益表达功能等方面就构建新型的共青团利益表达机制进行理论探讨。     

完善基层利益表达机制之我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凋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诉求表达包括利益表达。所谓利益表达是指某一利益集团或个人提出改变某一政策或继续某一政策的要求过程。我军的利益表达机制在战争时期就诞生了，例如士兵委员会、诉苦运动、民主运动，它们都是我军利益表达机制的雏形，最后形成了“三大民主”的利益表达形式，为官兵表达需求、愿望、利益提供了组织平台，也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要建立公平、开放、多向度的利益表达机制，引导官兵以合理、理性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从而更好地维护、实现和发展好官兵的利益。     

关于自组织统战工作的思考

所谓自组织，是指以某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利益需求等为纽带，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和自我治理的社会组织。近年来，形式多样的自组织不断涌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切实做好自组织工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新问题。本文拟从统战视角谈谈做好自组织工作的一些初步思考。     

温情书写中的底层关怀与精英批判——评常芳小说集《一日三餐》

山东新锐作家常芳以女性特有的温情笔触,将深具传统文化底蕴的老济南城作为视角,以此切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从中发掘他们精神世界的达观。同时又以独辟蹊径的敏锐注视着城市精英群体,为这一特殊群体代言,书写着他们精神世界的迷茫和虚空。小说集《一日三餐》所收录的作品较好地体现了女作家常芳在温情书写中的底层关怀与精英批判意识。     

法理社会与法治道路

探寻法治的中国道路 在当下这个矛盾复杂、问题重重的社会转型期，法学学人更多的是跟随媒体追逐社会热点，而遮蔽了对“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秩序”问题的思考。法学的力量来自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法学的误区在于以“他者”为判准来进行法律制度建构，导致了对西方法律和当下现实的双重误读。一些法学家热衷于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复制西方法学知识系统，而压根儿就不关心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如何建构生活秩序等当下问题，法学成为一门遮蔽真问题的学问、绕道走的学问，成为一个没有主体性的话语体系，一个悬空的知识系统。     

是否增设“袭警罪”之我见

近年来，由于社会两级分化和一些地方官府贪污腐败，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群体事件时有发生。老百姓为维权而抗争，政府为维稳而出警，警民间的冲突日益增多而且激烈。不仅发生了民众因民警的“暴力执法”而被打伤打死的事件，也有公安人员被民众的“暴力抗法”而遭袭牺牲。     

诱发变量与行动逻辑: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机理研究

社会稳定风险滥觞于邻避项目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民众的风险感知使他们获得了权益觉醒;而权益诉求的制度化表达效果堪忧,为延伸出民众行动的非制度化转向提供了契机和空间;在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知觉的基础上,"领袖人物"的资源动员与媒体的话语塑造,造成邻避情结的激发以及向"力避"行动的转化。所以,基于邻避项目的损害事实,邻避设施和民众的"相处"需要体现在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基础上;构建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才能从机制上防止抗争事件的再生产;在信息爆炸和网络传播失真逐渐为民众认知的情况下,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有能力弥补信息不对称、促进风险沟通与规避。     

表达、协调与维权：社会管理中妇联的重要职责——以上海市妇联的探索与实践为例

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妇联等人民团体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代表群众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利益协调和维护合法利益，从而更好地发挥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作用，成为社会利益的“调节器”、社会稳定的“变压器”和社会成员的“服务器”。     

“依网抗争”:社会转型期的互联网与抗争政治——基于“唐慧事件”的研究

借助抗争政治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互联网在"唐慧事件"中的作用和运作机制,提出了"依网抗争"的解释框架:"依网抗争"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在网络社会场域中,抗争政治的行动者以互联网为手段、渠道或平台为维护权利而发生的抗争互动,政府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并成为影响抗争进展的主导力量。这一解释框架拓展了抗争政治理论在中国社会转型与网络社会崛起背景下的解释范围,有助于理解当下中国独特的抗争性政治及其变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