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贿赂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具有市场价格且受贿人实际取得价值的礼券应当计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将免费旅游界定为商业贿赂,并非意味着与免费旅游相关的费用一概认定为商业贿赂数额;应将以金钱为背景、体现贿赂犯罪权钱关系的性贿赂认定为商业贿赂.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规定的帮助,但行贿人没有提出要求的,不能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复数实行犯情况下以主犯的罪名确定将共犯认定为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具有合理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根据共犯理论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调适.     

“多次盗窃”及“盗窃数额的累计”应当合理规制

盗窃犯罪是刑事犯罪中最常见、发案率最高的犯罪类型,一直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致使司法实践中的许多盗窃犯罪因难以认定而存在惩治障碍,其中＂多次盗窃＂的认定和＂盗窃二、关于＂盗窃数额累计＂规定的缺失盗窃数额的累计”就存在诸多问题。     

浅谈商业贿赂犯罪财产性利益的范围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条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在此，笔者结合上述规定和司法实践，谈谈对财产性利益的认定。     

股票犯罪认定中的两个问题

股票犯罪认定中的两个问题刘晓春一、股票贿赂案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股票贿赂案的贿赂数额就是股票的价值。然而由于股票价值具有多重性的特点，给司法界带来一大难题，即如何确认定股票的价值，从而认定贿赂犯罪数额，及如何区分违法与犯罪、罪轻与罪重。目前司法界对股票...     

论商业受贿犯罪的既遂

对商业受贿犯罪[1]的既遂标准问题,一直存在一些争议.可能涉及的问题大致包括:第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1月20日)第8条规定,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     

股票犯罪案件中法律的适用

股票犯罪案件中法律的适用一、关于股票贿赂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股票因其具有暴利和套现的随意性，使其成为权钱（股）交易的新对象；又因其具有种类的多样性和交易的阶段性，给认定犯罪数额带来一定难度。对股票贿赂犯罪数额的认定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按票面值认定，二是...     

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认定探究

贿赂犯罪中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的认定存在主观标准、客观标准之争，从而造成实践认定标准不统一。对此，需要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据受贿人的主观认知情况，以贿赂物品的客观价值为基础，对受贿数额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不同类型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同时，还需要考虑受贿时间节点、间接数额等关键因素的影响，最终确定具体的受贿数额，以便实现对贿赂犯罪的精准惩治。     

关于股票贿赂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关于股票贿赂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郭晋涛，杨联民如何认定股票贿赂案的犯罪数额，是正确办理股票贿赂犯罪案件的关键。股票因其具有暴利性和套现的随意性，使其成为权钱（股）交易的新对象。又因其具有种类的多样性和交易的阶段性，给认定犯罪数额带来一定难度。从权钱（股...     

犯罪数额累计问题研究

刑法分则许多犯罪罪状中都规定了犯罪数额要件。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多次实施某一行为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一些疑惑。论文在梳理、解读刑法、司法解释中有关多次实施某一行为数额累计计算规定的基础上，对数额累计时的“多次”、“未经处理”等进行了界定，并对实践中几种疑难情形的数额累计问题展开了具体分析。     

股票犯罪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探讨

股票犯罪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探讨郭晋涛，杨联民随着股票犯罪案件的日渐增多，对一些犯罪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出现了不少争议。为正确查处此类案件，笔者根据近几年的司法实践，就股票犯罪涉及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作些探讨。一、关于股票贿赂案件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准确认定股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认定研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随后《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进行了部分修订。其中,根据法律规定,虚开税款数额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不仅是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重要依据,还是对其刑罚的重要参考。但在实践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导致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的涉税数额上存在诸多争议,故文章将对其中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望通过合理、准确的数额认定,为打击此类犯罪提供更加公正、合理的定罪量刑依据。     

商业贿赂犯罪的司法认定

近年来,商业贿赂犯罪呈上升趋势,有关商业贿赂犯罪在司法认定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商业领域发生的贿赂犯罪都属于商业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的对象应扩张解释为金钱、物品及其他财产性利益;赋予检察机关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案侦查权,建立反商业贿赂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机制。     

论商业贿赂的范围及其数额认定

随着对商业贿赂犯罪惩治力度的加强,理论与实践对贿赂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致使贿赂范围的认定也逐渐扩大。应当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司法实践中的给予或者收受礼券、免费旅游、性贿赂、股份、干股和盈利机会等的贿赂性质,并应根据刑法历来强调的合理性和法律具体规定的主客观要求确定贿赂数额。     

对贿赂犯罪应当实行零容忍对策

王秀梅在《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上著文《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说，犯罪破窗理论认为，不及时制止违反道德的行为，就会向社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即社会接受这种行为，这些行为就会演变为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果国家对轻微违法行为置若罔闻，这种行为就会发展为犯罪；如果对犯罪惩治不力，就会使民众对警察、政府失去信心，犯罪就会蔓延。从《刑法》对贿赂犯罪数额的规定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政策体现了相对的容忍。由此产生以下弊端：1．贿赂犯罪的手段多样，导致根据数额认定犯罪有很大难度；2．随着经济的发展，     

行贿罪的分类

1.根据贿赂内容的不同分为狭义的行贿罪和广义的行贿罪。狭义的行贿罪是指以财物为内容的贿赂犯罪,这种贿赂都可以折算金钱,也能以货币为单位计算贿赂的数额。广义的行贿罪是指以包括财物和不正当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如安排工作、安排住房、性交、农转非、晋升、出国、免除债务、设定债权等。不正当利益包括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物质性利益一般可以直接用金钱     

数额犯刑罚设置科学性研究

数额犯在我国刑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不仅关系着犯罪的认定,也事关刑罚。但目前数额犯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着立法确定固定数额、司法解释确定数额标准的固定性、滞后性,不能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问题。因此建立立法规定法定性、司法解释规定相对确定的数额标准体系是我国刑法实践中审理数额犯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单位贿赂犯罪之检讨

我国刑法把单位贿赂犯罪从自然人贿赂犯罪中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规定,并对之做出了与自然人贿赂犯罪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反映单位贿赂犯罪特殊性,同时导致了某些规定与刑法惩治贿赂犯罪基本精神的背离和罪刑关系的不协调,司法解释中也存在着对单位认定标准理解不当的问题。     

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通常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对犯受贿罪的,应当按照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裁量刑罚。那么,共同受贿犯罪的     

刍议商业贿赂犯罪法定刑设置的立法缺陷

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处罚一般而言要轻于公职贿赂罪,因为其社会危害性轻于公职贿赂犯罪。其法定刑设置的另一准则是轻自由刑重财产刑,这一点缘于商业贿赂犯罪的食利性特征,并与公职贿赂犯罪的自由刑、财产刑并重相区别。（刑法）反映了两个原则的要求,但仍有不足之处：（－）（刑法）对各类贿赂犯罪的数额情节均未明确,只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幅度。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此幅度时,要解决如下问题：1．如果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起点高于公职贿赂犯罪数额起点以体现刑罚严厉程度不同的话,（刑法》第八章各类主体在经济往来中收受…     

我国贿赂犯罪现状及立法完善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呈现窝案、串案多、涉及领域多、行业广等特点,在查办贿赂犯罪过程中遇到了贿赂犯罪的客观要件中＂谋取利益＂难以界定;非财物贿赂增多,贿赂犯罪难以认定等困难。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客体不明确,对象犯罪过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