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现我国境外追逃遣返制度的法律探究

国际引渡制度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打击跨国和国际犯罪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国内一些贪污腐败嫌疑人利用我国引渡制度上的漏洞,乘机逃亡国外,以规避我国法律制裁。相较引渡制度,遣返制度有其自身的优越性。文章通过将遣返制度和引渡制度进行对比,最后提出促进我国遣返制度完善的建议以及提倡促进全世界在遣返方面的合作。     

论我国引渡制度的量刑承诺——兼论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变通或例外适用

在我国,引渡或遣返刑事外逃人员主要的问题和障碍是程序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法律问题是国际法上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影响。对于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运用引渡制度中的量刑承诺。本文旨在对我国引渡制度中的量刑承诺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的法理分析,阐述了量刑承诺的概念、种类、特点、性质、法律依据等,同时对死刑不引渡原则在我国引渡实践中的运用,特别是量刑承诺作为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变通或例外适用作了客观和务实的分析,结合我国引渡实践就完善我国量刑承诺程序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反腐国际合作维度下量刑承诺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司法应对为视角

目前在我国引渡或遣返外逃贪腐人员的过程中,死刑不引渡一直是困扰反腐国际合作的最大程序障碍之一。由于我国贪污受贿犯罪中的死刑适用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存在,充分有效不判处死刑的量刑承诺就成为化解该障碍的主要途径。我国的反腐司法格局、引渡现状决定了我们要正视死刑适用的客观性。无论是人权与主权的博弈、制度是否违宪方面,还是适用法律是否平等方面,量刑承诺制度均存在诸多争议和不完善之处,但并不足以否定量刑承诺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通过借鉴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量刑承诺制度的现状,在我国量刑承诺制度有效存续的前提下,我们应从透明化、制度化等方面对量刑承诺的流转程序、作出程序、承诺内容等方面加以完善,增强量刑承诺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逃往境外人员自首认定问题研究

对于已经逃往境外的人员,刑事政策应当着眼干消除在引渡、遣返或者移交方面存在的法律困难或障碍,只要他们自愿接受遣返的行为在主观上反映出其悔罪态度并且在客观上导致境外相关审查程序的终止、简化或者提前完成,即应认定具备"自动投案"的条件.不宜将有关人员在外国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被提起强制性法律程序作为区分自首的界限.     

试论检察机关在境外追逃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法律以及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不同,为采取引渡等措施进行境外追逃带来一些法律问题。在此,本刊特组织跨境追逃问题研究专题,对检察机关在境外追逃中的作用、贪污贿赂案件境外追逃程序和证据要求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有利于促进境外追逃法律机制的完善。     

境外追逃追赃的法律挑战

不知从何时开始，外逃成了贪官们的“上策”，一些贪官抱着一跑了之的心态，露馅就跑、闻风就逃。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贪官外逃让国内的反腐陷入了尴尬和无奈的境地，也产生了非常恶劣的负面示范效应。     

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量刑建议制度对于完善公诉权，制约审判权，保障司法公正，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抗诉等均有积极意义。同时量刑建议制度在推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量刑调查制度研究

以人格调查为核心内容的量刑调查制度在刑事政策上之所以被誉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因为其奠基于深厚的理论之上:行为人刑法的滥觞、教育刑主义的盛行和刑罚个别化理念的张扬为人格调查制度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正当性根基。量刑调查制度由英美发轫,至今被许多国家承继。我国部分地方法院正在进行探索,但司法实践先行、刑事法律滞后的尴尬境遇呼唤量刑调查的制度化。     

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量刑建议制度对于完善公诉权,制约审判权,保障司法公正,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抗诉等均有积极意义。同时量刑建议制度在推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量刑调查制度

量刑调查报告在西方国家有160多年的历史,我国开始于1989年.现在,已经有10多个地方法院实施这一制度.其理论基础是刑罚个别化理论、教育刑理论和罪犯人权理论.在我国实施这一制度的前提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调查对象应当适用于可能判处所有刑罚的、所有未成年和成年被告人.从调查的主体来看,应当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量刑调查.从调查的内容来看,应当包括个人情况、犯罪情节、犯罪前后表现、行为人的性格特征、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社区环境、帮教条件等8个方面.为了法官无须解读冗长的文字就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信息,调查报告应当简短化和表格化,形成"量刑调查表".     

量刑基准论

量刑基准的合理确定,是量刑公正的基础和关键。量刑基准客观地存在于经验型法官的潜意识之中。量刑基准包含基准事实和基准刑两方面。在确定量刑基准时,应该先确定量刑基准的基准事实,后寻找基准事实对应的基准刑。为调和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性与宏观上量刑的相对统一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应当同时构建由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个罪基准事实、由地方各级法院确定基准刑并逐级备案的量刑平衡机制。     

量刑建议制度探析——以重庆市A区检察院量刑建议工作为调查分析样本

量刑建议制度在试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定罪建议权限设置低于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随起诉书移送导致出现因量刑理由变化影响量刑的准确性、量刑建议在庭审中提出的阶段缺乏统一规定等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及面临量刑建议与法院判决存在一定偏差、量刑建议是否被采纳受法院内部标准和刑事政策变化的影响大、法院就低采纳量刑建议、量刑建议未完全纳入判决书等制度运行中的弊端。应当建立量刑建议听取辩护人和被害人意见的制度,取消量刑建议讨论程序,实行庭前证据开示,赋予公诉人在法庭上改变或者撤回量刑建议权,将量刑建议采纳情况作为抗诉依据,设置科学合理的量刑建议考核标准。     

量刑程序研究

作为量刑正当性的表征,量刑程序以英国普通法上的"自然正义"及美国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为法律渊源,而在英美法系国家风行至今,经久不衰,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构造.中国应在合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独具特色与符合国情的量刑程序.其中,在刑事审判中实行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的分离,从技术与制度上制定量刑的程序规则,从举证和责任上完善量刑的证据规则,是目前中国建构量刑程序要补的"功课".     

论量刑建议

量刑建议源于起诉权中的量刑请求权,它具有启动量刑程序、制约量刑裁判、明确证明责任、预设监督标尺的效力,对于提高量刑的公开性、公正性和公信力,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强化对量刑裁判的制约监督,提高公诉质量和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给检察机关带来严峻的挑战。在对域外量刑建议制度考察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量刑建议制度作了设计,并对量刑建议对诉讼制度等方面的影响作了研究。     

论量刑辩护

量刑辩护是随着量刑制度的改革而逐渐引起重视的一种辩护形态.相对于无罪辩护、罪轻辩护和程序辩护来说,量刑辩护具有独立的诉讼目标,也需要有相对应的独立辩护操作方式.收集量刑信息、遘选出量刑情节、提出量刑意见、对公诉方量刑建议进行质疑并最终说服法院接受本方的量刑主张,是量刑辩护的基本内容.对于有着"重定罪、轻量刑"传统的中国法院来说,对量刑辩护的重视,可以帮助其获取更为丰富、全面的量刑信息和量刑意见;而对于偏重"无罪辩护"的中国律师界来说,应当将量刑辩护视为一种独立的、专业化的辩护形态,并确保这种辩护活动得到富有成效的展开.     

“从技术到制度”：我国量刑程序改革述论

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需要"从技术到制度"逐步推进.具体而言第一,确立量刑听证,实现量刑的"司法化";第二,制定量刑指南,推进量刑的"精密化";第三,革新量刑技术,促进量刑的"现代化";第四,公开量刑过程及理由,保证量刑的"透明化".     

论量刑情节的适用和基准刑的确定

中段论假定,均质化的、排除任何情节的"裸"的犯罪行为类型,其客观的法益侵害还是主观的人身危险都是中间程度的,但是这一假设不能成立。因此,基准刑应当针对具体罪行分别确定,而不能按照法定刑的中点抽象地、简单地确定。而适用量刑情节时,基准刑应当为起点刑,在从重从轻情节竞合情形,在量化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加减方式量刑,但是在适用减轻情节时,必须把握减轻处罚优先原则。     

论量刑信息的调查

确保量刑信息得到全面、准确的调查,是量刑程序改革所要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中国迄今没有引进"量刑前报告"的可能性,也难以将少年司法中的"社会调查报告"推广到"成年人案件"的量刑程序之中。在量刑建议制度的推行中,一直存在着"重量刑结果、轻量刑信息"的问题,而律师在从事量刑辩护过程中也对量刑信息的搜集不予重视,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被害方对量刑程序的参与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可以向法庭提供新的量刑信息。为实现量刑裁决的公正性,为了使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法院有必要对量刑信息的调查确立更为合理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