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职权行为的重要法律规定。对徇私枉法罪的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共犯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应根据徇私枉法罪司法实践与重要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四)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日对渎职罪的立法解释来进行。     

徇私枉法罪主观方面研究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 ,徇私枉法罪是故意犯罪 ,但本罪的犯罪故意是否包括间接故意 ,属于本罪主观方面内容的“明知”的含义 ,“徇私、徇情”的含义及其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等问题 ,在认识上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本罪的正确认定 ,故对之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徇私枉法罪原案两个问题的探讨

对徇私枉法罪原案的“有罪”理解及其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不仅在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直接影响了本罪的司法适用。本文通过辨析认为,“有罪”应理解为有证据证明的犯罪,而非法定之罪;对于原案的管辖权应视具体情况分别由相应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来行使。     

关于徇私枉法罪罪名存在的问题

徇私枉法罪在罪名方面,表现为罪名名称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由于罪名设置不科学而导致的诸多的刑法理论冲突。本文提出应该重新设置该罪罪名的设想。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设立徇私枉法罪的目的是规制刑事司法人员的职权行为,但对徇私枉法罪的主体、"徇私"与"有罪"的解释以及枉法行为的界定等问题,不仅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直接影响了本罪的司法适用。探讨上述问题,对查办徇私枉法行为有重要意义。     

徇私枉法罪犯罪主体实证研究

从犯罪主体所在单位而言,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是徇私枉法犯罪的重灾区,占样本数的87.5%;在公安机关内部,犯罪主体属于县（区）级以下公安机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占样本数的76.3%;犯罪主体均为男性,且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的样本数占80.7%;在庭审中,对犯罪主体是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的争论或辩护不仅涉及到罪与非罪,还涉及到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最终必将影响刑罚的适用。公安机关的性质属于行政机关,但不能由此推断公安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均为行政工作人员而非司法工作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和聘用人员可以单独成为徇私枉法罪的适格主体;不具有司法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可以成为徇私枉法罪的共犯。     

是徇私枉法罪还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陆某某，男，原系上海市某派出所治安组警长。1998年11月25日晚，犯罪嫌疑人刘某某、王某某伙同他人，利用色相设下圈套，在本市某地对被害人徐某某敲诈人民币10000元。被害人徐某某随即向陆某某所在派出所报案，该所接待民警要徐某某摸清现场地址后再来报案。此时，正值当班的被告人陆某某用该所受理室电话打刘某某手机，告知刘被敲诈人民币10000元的“巴子”(徐某某)已经报案，其要带报案人到现场处理。刘某某等人在得到陆某某通风报信后，逃离了作案现场，民警到现场时，现场已空无一人。由于被告人陆某某的通风报信，致使公安机关未能及时抓获刘某某等人，后于1999年2月16日才将刘某某予以刑事拘留。     

恐怖犯罪中“明知”问题探析

为了有效地打击恐怖犯罪,2014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多处涉及明知的问题。如何准确界定明知的对象,如何认定恐怖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直接影响对恐怖犯罪的打击。     

对徇私枉法罪两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徇私枉法罪是特殊的渎职犯罪 ,其犯罪结果较多的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枉法行为使另一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受追诉”。这一犯罪结果是否产生 ,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诉讼程序加以印证 ,必然会产生没有被追诉的案件的管辖问题以及对该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判决等诉讼时间与徇私枉法案侦查时间相衔接等问题。     

关于徇私枉法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一种特殊的渎职犯罪,本文依据《刑法》相关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对本罪犯罪构成机制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认为“徇私、徇情”不仅是犯罪动机,同时也是客观要件必备之行为,“利用职务之便”应为客观方面的必备行为,以及对立法要求司法工作人员“明知”的准确理解与把握。     

准确判定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要准确判定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必须明了该罪的法律特征 ,准确把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与非罪的标准 ,严格区分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他罪的界限。     

“亲亲相隐”的刑事立法化思考

“亲亲相隐”并非全然是封建糟粕 ,它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能体现出刑法在理念层面上的伦理功能 ,价值层面上的谦抑、人道精神 ,制度层面上的期待可能性规则 ,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及“非犯罪化”的世界潮流相印证。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值得深思 ,建立全新的“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淡涉税徇私舞弊罪的界定及预防

徇私舞弊罪是渎职罪中的重要种类。目前,税务人员涉税徇私舞弊罪的现象日趋突出,已经对当前税务干部队伍建设和税务机关正常履行税务职能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能否正确界定和有效预防涉税徇私舞弊罪的发生,对于检察机关正确行使侦查和公诉职能,推进税务机关依法治税,有效实现国家宏观调控职能作用有积极意义。本文针对当前执法、司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从犯罪主体、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对涉税徇私舞弊罪的犯罪构成及界定作了理论分析,并结合税收实际对不应认定为徇私舞弊罪的行为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预防此类犯罪的对策。     

试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刑法修正案（六）》中新增设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本罪的犯罪构成特征分析，其客体是复杂客体并包含高管人员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在司法适用上，需要注意划清本罪与正当捐赠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此外，还应在本罪的法定刑中增加资格刑。     

试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之便 ,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的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 ,获取非法利益 ,数额巨大的行为。在认定本罪时 ,除了应注意犯罪主体必须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外 ,还要考虑行为人在客观上是否从事了法律、法规所禁止的竞业行为 ,以及所获取的非法利益是否数额巨大 ,同时要将本罪与非法经营罪和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相区别。     

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完善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对结果加重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而我国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对结果加重犯进行研究,但只是把它作为罪数形态中的一种现象进行理论研究,而没有从立法完善上予以关注。正是因为我国刑法没有对该犯罪形态做出规定,所以导致在处理日常问题的时候出现较大的争议。因此,我们在研究德日刑法的时候,可以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使我国结果加重犯的相关立法得到进一步完善。     

中日刑法涉计算机犯罪客体的比较研究

高度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犯罪方式手段、犯罪客体呈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亟需完善。我国刑法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有关规定存在比较多的缺陷,具体表现在:犯罪客体不明;犯罪客体错位明显;计算机犯罪侵入的“领域”规定狭小;计算机犯罪中单位犯罪主体的法律规定欠缺;计算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偏高等。我国刑法在立法完善过程中,可以参考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好的日本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