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位村民的红手印开启中国改革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确,如果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解放了几亿人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话,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国的生产力,正在建立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中国。     

红手印——沈浩与小岗村的故事

2004年初，在安徽省财政厅工作的沈浩被选派为安徽第一批下派农村干部，赴凤阳县小岗村任村党支部书记，时间三年。 走进小岗村，所见所闻出乎他的意料。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正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突出问题。在第一次党支部会议上，     

农村改革史上的“第一”

在农村改革30年历程中，有许多的“第一”，细数这众多的“第一”，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农村改革卉放的步伐。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下鲜红的指印，这份中国第一份大包干承包合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正>根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同志事迹拍摄的电影《第一书记》,作为建党89周年的献礼影片,近期在全国上映。小岗村和沈浩,再一次感动世人。小岗村和村内那座"大包干"纪念馆也成为人们参观的热点。     

10亿农民的伟大创造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1978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契约书上摁下自己的手印，把小岗村推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前列。     

十八位农民的“生死状”——记农村“大包干”改革发源地安徽小岗村

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口人，是全县有名的穷困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外出讨饭。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剩一床棉被。     

“红手印”镌刻的丰碑

<正>沈浩挂职小岗村任村党委第一书记6年间,推动小岗村走上了致富道路。村民三次集体摁下鲜红的手印,要求留下这位"离不开的好干部"。2009年11月6日,他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上。     

无题二则

<正>一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是靠"红手印"出名的。想当年,小岗村村民顶着杀头坐牢的危险,秘密按下红手印把土地分了,承包了,勇敢地跨出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步,走上了温饱的道路。这张红手     

小岗村新型合作化对我们的启示

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聚在一起商量包产到户并签订"血书",从而触发了全国的农村改革。时隔近30年后的今天,小岗村人又谋划走上新型合作化的道路,沿着他们的脚步,我们不能不有所思考。一、小岗村欲走合作化之路的原因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始作俑者,改革后的第一年,即1979年,小岗村生产队粮食总产量由原来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一年的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随后     

划时代的红手印--小岗村"大包干"契约的产生经过

1978年12月的一个夜晚，安徽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相聚茅草屋中，在当场写下的一纸字据上，按下17个于印和4个印章（其中严宏昌按了两次印南），代表全队20户人家（两家户主在外讨饭未归）。字据写道：“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盏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兼析党的农村政策的发展演变

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以及革命、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回顾总结农村改革发展60多年来的光辉历程和经验教训.     

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农村土地与房屋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以成都市的改革实践为例

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21世纪中国改革的战略重点之一。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是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基础。作为最早获批进行改革试验的地区之一,成都市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实践。对于成都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理性提炼,既具典型意义,又有助于深化对该项改革的整体认识,进而发挥建立试验区和进行试点改革的典型示范效应。     

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以广东农村土地流转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广东省的土地流转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广东省在农村土地流转实践中的经验,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改进的对策,以期增强农业活力、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使广东省的土地流转在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向着合理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后税时代乡村干部关系及冲突

后税时代乡村干部关系从“保护”、“逆保护”关系发展到“冲突”关系。具体来讲，税费时期乡干部充当了村干部的保护者，反过来，村干部对乡干部实行逆保护。税费取消以后乡村干部不再存在保护关系，乡村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冲突也端倪初露。这种逆转性变化源自乡村干部之间目标取向的分异。展开来说，就是乡干部“疏农民”、“维稳定”与“竞升迁”的目标，与村干部“亲村民”、“促发展”与“保连任”目标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其矛盾化解也被非制度化。     

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困境及对策选择

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是关系到农业经济振兴、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大计。农村税费改革使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遇到了新的挑战。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改变税费改革后所面临的困境,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     

传统农耕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传统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根脉、灵魂和动力。但是,由于生存基础发生了变化,再加上外部冲击、保护重视程度不够等各方面原因,现在的传统农耕文化遭遇着认同危机,面临着后继无人的传承困境。我们要汲取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磅礴力量,弘扬乡风文明新时尚,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拓展农耕文化产业链条,创新乡村产业振兴新模式,开创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制度治党研究述评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发挥制度治党的作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对制度治党的内涵界定、价值意蕴、存在问题、推进对策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今后,学术界在研究中要侧重解决制度治党在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中遇到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加强制度治党思想的理论构建,在实践层面以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结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要求进一步探索推进制度治党的实践路径。     

统筹城乡发展 努力实现成都现代农业的新突破

我国人口50%以上居住在农村,农民安居乐业对于政权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章认为,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实施“三大重点工程,”对于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开拓现代农业新局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试论公推直选与乡村治理结构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现行乡村治理结构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之间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性,如:乡与村的关系定位不清、乡镇财力匮乏等,治理结构的滞后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与重构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公推直选作为基层的一种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从权力授受关系、乡镇财政优化、自治组织孕育等方面为新乡村治理结构的形成提供了现实选择。     

日军预谋发动九一八战争与中共满洲省委对其侵略阴谋的揭露

1931年 9月 18日 ,北大营的炮声刚刚响过 ,日本在国联的代表就在 19日的声明中轻描淡写地说 :“九一八事变”是地方性事件 ,请国联不必重视。那么 ,“九一八”到底是“地方性事件”还是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一场战争 ?本文依据大量的历史事实从日本危机转嫁于中国 ;制定计划针对中国 ;制造事端发难于中国 ;军事部署面对中国和中共满洲省委对其阴谋的揭露等几个方面集中论述了日本1931年 9月 18日所发动的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