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诞生

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考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具有现代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一领域已经占据了难以撼动的霸权地位。自1960年代以来,以"多原"和"多元"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性已经逐渐确立,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经过几十年努力仍无法创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可以借助后现代性话语和思考方式探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可能路径。     

论当前国际关系新变化下中国"责任大国"的定位

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及其对世界经济冲击波的延续和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哥本哈根会议")上西方集团对发展中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强硬姿态,正促使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变化.面对这一变化.中国必须要明确"责任大国"的定位以摆脱西方的束缚,并通过维护和增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成为"责任大国"以应对世界格局的重大调整.     

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

本文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创新的视角下讨论东亚秩序研究的发展及其价值。区域概念及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驱动力显示,东亚秩序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既是国际关系学界寻找理论创新点的需要,也是在中国崛起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产物。进而,本文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学界在东亚秩序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进展。选取的视角包括四个议题:思想和历史维度的跨学科关怀、来自古代东亚秩序的反思及一般启示、对于东亚体系和东亚秩序性质的讨论,以及传统"区域主义"视角在东亚合作中的适用及其局限。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体现出中国学者逐渐从忠实追随到开始认真反思以欧洲为模本的地区秩序研究范式,尝试走出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思维定式的趋势。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联盟制衡等经典西方国际关系假说的批判性思考,引导出地区秩序研究在中国和东亚国际关系土壤中可能萌发的理论生长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已然意识到其对于学科的创新价值。在此环境下,立足自身的历史和困惑揭示中国与东亚及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实现平等对话的基础和优势所在。     

全球化新趋势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发展进入到21世纪,面临着诸多挑战。以依附型为主要模式的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遭遇严重挫折。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让发达国家的优势日渐衰微。发达国家当中逆全球化浪潮涌动,民粹主义上升。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发展让各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化不可逆转。各国在金融危机之后都在寻找新的发展之道。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共商、共享、共建"为理念推动全球化的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中国方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中国对外行为的思想根源探析

在近年来兴起的国际关系研究文化热中,国内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将成为"中国行为的根源"和"思想源泉"。本文选择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对外行为指导思想的三类不同关键词作为指标,以《人民日报》为文本分析依据,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三种思想影响中国对外行为的特点和变化趋势: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在显著下降,但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取代它的地位而成为中国对外行为的思想根源。相反,作为西方国家对外政策指针的国家利益在中国对外行为中越来越重要了。中国文化热的兴起反映了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观念转型所面临的困难,代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新的尝试和努力方向,是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考--兼议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

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层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进行梳理和类归,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以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及其所隐含的价值论体系为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在呈现流派繁荣和学科成熟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如科学与伦理、必然与偶然对立割裂等一些哲学意义上的重大缺陷。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需在哲学层面加强基础性探索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参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谱系有重要借鉴意义,但强调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应更具鲜明的实践品质,并尝试提出了“和谐的国际社会”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概念和命题。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成立百年之际,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批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主导,提倡范式多元,主张挖掘不同历史文化资源以构建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说明,文化是社会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资源。作为共有背景知识的文化,既在宏观层面建构了具有相似行为方式的实践共同体,也塑造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共同体成员近似的思维方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有着自文化的印记与自文化和他文化的互动交融。本文使用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和关系理论三个案例,说明"无外"、"道义"、"关系性"这些中华文化理念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性作用,也试图在一般意义上阐释文化对于社会理论构建的沁润效应。使用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路径

长期以来"修昔底德陷阱"被视作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关于新兴大国崛起必然挑战现存大国地位的经典论述是否站得住脚?总结分析历史上新兴大国雅典和守成大国斯巴达争霸的根本原因可知,"修昔底德陷阱"是出于美国对霸权地位衰落的隐忧和西方自我建构的需要。顺应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国运用规范性力量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和共同发展,通过承担责任倡导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以中国智慧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兴大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方案。     

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史学科

外交学院前身和外交学院开设国际关系史课程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认真总结我院对于国际关系史学科建设的经验,并对苏联和西方传播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等学科的科学性进行认真的审核,是我院科研、教学工作一项紧迫任务。当前,我国学术界对建设和发展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兴趣也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

中国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有中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视野,只有两个方面的结合,才能做好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中国外交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历史的研究方面,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思想与实践;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有必要挖掘中国思想家们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许多问题也有必要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的视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应集中精力思考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力平教授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一文（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中强调,中国学者应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放一放,集中精力思考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长和在《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个让中国不同年龄段的国际关系学者叹息、焦虑、急迫甚至是无奈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在译介西方理论以及自身研究的拓展上取得不俗的成绩,尤其让人欣喜的是,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与学者队伍在迅速扩大,但与此同时,正如许多学者所揭示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作者认为,机构中稳定的职业国际关系学者的匮乏,研究中科学与实证精神的忽…     

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

2015年9月14日,作为庆祝外交学院建校六十周年的一项主要学术活动,"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学术研讨会暨首届全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会议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隆重举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全球治理酝酿改革,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挑战,国际秩序的构建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本次会议旨在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对话,探究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及其动力机制,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构建的关系,探索中国如何更好地建设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上午的高端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著名华裔历史学家王赓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受邀做了主旨演讲。王赓武教授从历史的角度梳理对比了东西方秩序,他认为其中一些有生命力的体系比如东方秩序,一直延续至今。布赞教授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国际秩序进入了转型期。美国正逐渐失去其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的实力不断上升。未来世界将向权力分布相对均衡、"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方向发展,超级大国将不复存在,一些大国和地区强国将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世界将变得更加区域化,而代替超级大国的,正是区域力量。基欧汉教授从"竞争的多边主义"出发,在阐释这一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在全球均势变动的条件下,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不仅是力量上的,而且从方式上来看,中国也会运用新的或者替代的多边主义来挑战或者改变既有的主导的多边制度。"尽管几位学者文化背景、代表学派各不相同,但他们一种基本的共识是,武力与战争不应是国际体系变革的选项,和平与合作是当代国际秩序建设的唯一途径。下午,来自全国近40所高校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院系的领导和学者,围绕当今国际秩序转型与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就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展开了热烈探讨。征得几位国外学者的授权并经他们审阅,本刊汇集主旨演讲并译为中文,同时以会议发言为基调,约请部分中方与会者参加笔谈,共同成就这组"国际秩序的构建"的主题讨论。诚如一篇活动报道所言,这一主题讨论可谓"开启了我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界学科带头人与世界顶级学者的对话与交流。在新形势下,这种对话和交流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创新"。这一主题讨论的筹划和顺利推出,得到了外交学院领导、参加院庆活动组织安排的相关机构以及许多老师和同学的热忱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谢意!盛事华章,谨记慎思;纵横天下,着意宏远。     

马列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独立的学科是两次大战期间最先在西方大国英美形成,这与英美当时的国际地位有关。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和各种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具体问题上的微观研究比较系统详细,研究成果较多。其中有些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借鉴。但它的基本观点与核心理论是为大国强权政治服务的。因此,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应进行批判地分析与研究,而不能简单地照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进程中,更重要的是必须认真深入研究发掘马列主义著作中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研究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研究在国际关系实践的历史与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系统的     

权力·权威·责任——马克斯·韦伯国际关系思想浅析

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不仅对社会学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在国际关系的思想史上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对权力要素、尤其是文化这一"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的独特理解,对可以摆脱官僚体制束缚和阶级利益左右的卡理斯玛型权威领导人的剖析,对目的与手段、"责任"与"信念"之关系等政治伦理核心问题的深入思考,为国际关系的思想宝库、特别是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增添了丰富的内容。需要批判分析的是韦伯的权力政治观所隐含的"文化霸权"论与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过分推崇政治权威的英雄史观及其治国伦理的二元论色彩和民族主义价值取向。     

国家的自我认同与“他者”的关系——理论与渊源

20世纪末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所谓"认同"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认为,国家的自我认同就是国家的自我意识,是国家对于如何"安身(在社会中的定位)立命(存在的意义)"的反思."他者"是一种对立性的存在.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往往都倾向于将"自我"与"他者"间的斗争视为达到自我认同的途径.这并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独创,因为西方思想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思想和希伯来思想,在对自然和社会的看法中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且在西方近代思想中也得到了反映.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个体自我认同的看法与西方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构造中国自己的国家认同理论.     

“学术外宣”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关于“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案例研究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的新时期重大课题。以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世界中国学论坛"10年发展历程为案例,剖析"学术外宣"的现实路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面临重要机遇期。     

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得与失的再考量

国际关系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作为研究各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从近代西方国际关系史演绎中吸取养料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八十多年来各种理论范式在激烈争论中的互相揭短与批判,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日渐完善的源泉和动力。     

不应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待中国崛起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2010年12月在美国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第八届伦敦专题研讨会上演讲时表示,不应再以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他指出,西方现有国际关系两大主流理论都产生于上世纪70至80年代,没有脱离冷战的时代背景,存在先天性缺陷。     

国际关系学科史视域下的国际合作研究:一种单向度的关联分析

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国际合作研究呈现出几个明显的历史特征:时间上,国际合作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空间上,国际合作研究真正诞生于美国.理论载体上,国际合作研究主要存在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国际合作研究发展的历史特征受到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的深刻影响,国际关系学发展历史中的"国家知识霸权"的演变、"范式知识霸权"的更替、"大争论的学科发展模式"、"着重于行为研究和语言研究的重大知识革命"对国际合作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合作研究为何呈现出这样的时空特征和理论特征.这种分析是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视角出发的,而且是一种单向度的分析,强调国际关系学科史对国际合作研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