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乡村共同体化的条件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马克思在划分共同体类型及揭示人类历史演进规律中确认共同体可人为并为其构建开出了药方。中国乡村共同体化操作性的现实道路须以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公共精神的培养为条件,自觉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抽象规律与中国的特殊实践和具体国情相结合。     

三级利益共同体与农民问题

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就不能不研究县乡村三级利益共同体。当代中国农村就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下三级利益共同体治理的乡村社会。唯一的有效途径,就是在中央政权的强力主导下,不断进行新的制度供给,加速三级利益共同体的崩溃。     

主体有效互动: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关键

乡村协商主体是个体农民,乡村协商民主良性运行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协商实现对乡村选举民主的有效补充,推动乡村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保障乡村监督实质化。但是,乡村协商主体在互动中存在诸多困境,主要是:公共理性缺失与个人利益滞留、平等协商不足与精英操控极化以及公共空间萎缩与协商成本增加。进一步优化协商主体互动的路径在于:调整利益结构,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政治文化,促进参与制度化;重构公共空间,发展非政府组织。     

城镇化条件下民族关系及其社区生活共同体的建构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流动导致各民族杂居,从而形成新型的民族关系。它是一个关系系统,具有建构性、动态性和多维性,其类型有发展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混合居住的各民族生存环境是一个社区生活共同体,为了避免孤独,它不断地追求文化适应、积蓄情感、开拓思维和共享生活。培育社区生活共同体,需要依托社区叙事,提供共享的情感联结;实施语言融入,重构社区居民身份;建构信任,善意待人;互助合作,共同参与;拓展认知,增强容纳度;积极联系,建构美好家园。发展繁荣的民族生活依赖于跨民族性的发展,社区共同体生活促进各民族不断地融合与发展。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宽容是民主巩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基于公民文化与公民美德的考察

现代民主与宽容有着内在的价值关联,民主政体的巩固也需要宽容的社会心理和公民美德。公民文化理论将宽容理解为多元主义社会价值取向,它有助于在公民结社中培育共同情感、淡漠政治分歧、增进信任与合作、缓和政治冲突。公民美德理论认为宽容是公民超越私人利益的局限,在公共生活和交往中表现出的市民风范和公共理性,它缓和了市场社会过度竞争造成的人际关系恶化．使政治行为文明化．并有利于民主的巩固。     

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从“中和”文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全球治理中的再出场

"中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当前棘手国际问题的锦囊之计。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传统"中和"文化在当代的创新性展现。借助"中和"智慧打造全球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是中国为国际社会发展开出的中国方案。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这需要更为深入地汲取传统"中和"文化的养料,以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秉持"致中和"的思想,中国将与世界人民一同推动全球治理的创新性变革。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回应与消解的策略选择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在互联网上聚集、放大,引起公众、社会组织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对网络及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及利益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互联网时代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之一。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网络热点公共事件背后内含着网络赋权于公众和行政吸纳向制度吸纳转化的逻辑。网络事件的政府善治,需要网络双向赋权,加强政府与社会协商,一方面需要实现政府治理权威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需要培育社会组织,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商机制。     

基于文化治理探索公益性文化馆建设——常州文化馆发展机制调研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性已获得极大的重视。步入新时代的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社会管理的目标与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我国文化治理的生存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特别是文化馆的机制建设与完善在资源分配、制度规范与利益协调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和耦合度,也是文化馆发展的内在诉求的表现。以"文化治理"理念为出发点,发挥文化柔韧性的引导与濡化作用,将治理内涵的文化视角不断规范基层文化馆发展机制,规避公益性等于低效的误区,使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文化馆建设的理念与机制在把握发展机遇中迎接挑战。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共同体意蕴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以"共同体"思想创新统一战线理论,蕴含着共同体意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共同体意识具有五个构成要素:积极互动、公共空间、关心包容、朋友情感和建构规范;它的早期萌芽表现为:毛泽东的"全民革命共同体"思想、习仲勋的"民族发展共同体"思想和习近平青年时期的"日常生活共同体"思想;新时代其三种发展类型: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共同体意识的统一战线工作策略包括唤起共同身份意识、建构道德联系、关切各方利益、实施开放对话和铸牢信任文化。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共同体意识有助于统一战线理念思路的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要求,顺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对于解读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趋于弱化问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乡村振兴的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把打造"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架构作为基础,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作为关键,把治理手段与方法的创新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有效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翻译者”模式与村治实践

村干部的村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所期望的"当家人-代理人"模式.部分村干部以乡村权力结构中特殊的地位为基础,以掌握乡村话语权为依托,穿梭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躲避各种矛盾,推脱应有职责,谋求自身利益,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翻译者".虽然"翻译者"模式的出现有其客观理由,但其危害很大,将影响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引发村干部信任危机,使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更加困难.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消除"翻译者",培养"当家人-代理人",需要保障村干部合理的利益要求、培育农村新的话语主体、改革压力型体制和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论政府公共性的产生、流失与实现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但政府不仅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也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政府公共性流失。政府公共性的实现,需要与政府共同体目标一致的政府自利性的制度激励,更需要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相反的政府机构及官僚自利性的规制。     

公共性:现代公共事务治理的价值回归

现代公共哲学努力践行在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实现互利共赢和价值共享。它是基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缺陷及其后果的反思,其目的是通过强调公共理性,建立社会共识,崇尚公共精神,重构共同体和公共领域来摆脱社会治理困境。公共性意味着在一个敞开的公共领域因他者的存在而获得自我在场的真实体验。公共性是以凸现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基础,是为了消解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体是现代公共性的核心概念。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公共性问题也日益突出。在重建公共性过程中,要注重公共性与市场性的融合、宪政秩序的构建、公民社会的培育、公共精神的构建、公民参与的扩大。     

基于祭祖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和国家站在历史高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体概念的清晰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是以"集体历史记忆"为中心的社会方法论,其社会运行保障是以"孝"文化为中心的社会伦理制度。祭祖作为公众行为更多表现为一种形式化社会制度,其构成了"孝"伦理体系最核心的社会管理形式,祭祖的评价体系树立了个人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基于祭祖文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路径设计原则包括,其一充分利用现有祭祖形态,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与百姓日常生活相结合;其二祭祖形式的公众参与范围越大、参与度越高,培育所起到的号召力越大。基于此原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应有三条路径。     

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优势、困境与路径

村规民约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制度。村规民约对完善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培育乡村公共精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自治、德治、法治融合共生的和美乡村建设秩序,有效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显著优势。村规民约与特定的地域环境、风俗习性、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这使得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可能存在契约困境、信任困境、程序困境、内容困境、执行困境。为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的功能优势,需要以价值认同为前提要件、以因地制宜为关键基础、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要义、以刚柔并济为重要抓手,不断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内源基础

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集体行动中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与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