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 ,任何国家要对日趋复杂的社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 ,都必须实行强有力的监督。本文通过分析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的必要性和目前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 ,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的措施     

以行政区划调整助推广东茂名滨海新区体制机制创新

广东茂名滨海新区规划建设,对茂名加快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建设序幕的拉开,体制机制障碍问题日益显现。电白撤县建区,为推进滨海新茂名大发展带来难得机遇,如何以行政区划调整为契机,助推滨海新区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茂名加快发展、振兴发展是当前的重大课题。     

完善公安机关权力制约机制的思考

我国公安机关权力制约机制建设虽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建立了公安内部的监权网,加强了各警种垂直监督与制约等,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监督体制与制约机制不够理顺,外部监督难有实质效果,各级领导对监督工作不够重视。当前,公安权力运行存在着四个误区,严重影响了对公安权力的制约。完善公安机关权力制约机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应着重从五个方面抓起:以德制权;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规制权;以责制权。     

完善对人大代表权力的制约机制

对人大代表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是导致人大代表"不作为"甚至利用代表身份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深化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改革,明确人大代表权责,细化罢免人大代表的条件和程序,从而加强对人大代表权力的制约。只有将人大代表的权力置于原选区的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严格监督和控制之下,才能使人大代表真正代表广大选民的切身利益和真实意志。     

论我国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政治权力结构与非正式权力运作——基于中国地方党政系统的考察

非正式面相的政治权力结构即为非正式权力结构。政治精英在互动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人格化色彩的各种非正式权力关系。非正式权力运作的微观基础在于政治精英的特质,精英特质的三种类型包括先赋特质、人格特质以及社会特质。人治传统、关系文化、精英的社会心理需求与体制环境是中国地方系统非正式权力运作生成的基本因素,由此政治生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人格化的特征。而政治精英通过彼此的互动表现出合作、冲突与制衡的非正式权力运作形态。     

军队领导干部权力行使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建立健全军队领导干部权力行使监督制约机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应着力完善以权力制约权力机制、以权利制约权力机制和权力行使问责机制。     

地方立法体制机制创新:现状、问题和出路——基于湖北省地方立法实践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完善立法体制机制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以湖北省为例,考察了地方立法体制机制现状,发现地方立法体制机制主要存在立法权限混乱、立法机构设置不合理、立法参与机制不健全、立法程序形式化、立法激励机制匮乏、立法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进而提出从明确地方人大立法权限、健全各主体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健全地方立法的程序机制等方面强化地方立法体制机制建设,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国外城市治理：基于城市权力结构视角的综述

在西方的相关文献中,对城市权力及其结构的研究颇为丰富,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与流派。从精英论到多元论,从增长机器论到城市体制论、城市治理论,再到描述城市中权力冲突的城市社会运动,都对有关城市权力结构的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通过近年来的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在这样的城市政治逻辑之中,还出现了像性别视角、女性主义、媒介论、新地方主义、文化资本等新元素,这些新元素对城市中权力结构的景象进行更深入、全面的展现,并进一步回答了城市权力结构中的相关问题。     

新形势下完善地方人大权力监督的几点思考

地方人大监督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宪法赋予的重要内容。为改善和强化我国地方人大监督,亟需破解地方人大权力机构行使监督权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系统地研究地方人大监督发展状况及完善措施,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做好监督工作,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完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全党共识。要加强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机制，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自觉。     

关于完善国有企业监督体制机制的思考

国有企业监督主体包括党内监督、出资人监督、法定监督、社会监督等四个方面。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推进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从健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整合监督资源、明确权责边界、创新方式方法等方面入手,建立完善监督的体制机制,构建大监督格局,做到依法监督、科学精准监督,提高监督效能。     

完善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

“一把手”在领导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干部监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六个机制。 一、建立完善权力公开运行机制。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是对“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的基础。要积极创     

完善党的地方纪检体制及监督机制的思考

本文遵循党中央关于改革和完善党的纪检体制的理论原则及基本思路,着重就完善党的地方纪检体制提出了理性思考,并对进一步完善监督工作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     

公共权力制约的理论叙事——基于权力制约权力的视角

公共权力产生于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是人类集体性生活不可或缺的客现性存在。从本质上看，权力既是一种物质性力量，又体现权力主体与客体之同的关系。权力的力量本质决定了权力具有价值中立的工具本性，而其关系本质刖赋予权力一定的价值偏好，人的价值理性催生出权力的扩张性、腐蚀性、强剥性等次生属性。权力必须制约是政治生活得出的基本规律。以分权与制衡为棱心的权力制约权力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蛙变。自近代以降，权力制约权力是自由宪政捌度幸畸约权力的首要选择。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标识。     

中央与地方警察权合理配置的论证——以英国警察体制为视角

我国中央与地方警察权的配置现状可以概括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该种警察体制所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警察权力滥用,警力配置不科学等弊端层出不穷。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警察制度的国家,通过考察英国在警察事权的合理划分,警察机构的科学设置,警察保障机制的运行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可以为我国中央与地方警察权的合理配置提供参考。     

从地方视角看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

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规范权力运行,根本路径是科学完善的制度设计,关键之举是制约与监督党政"一把手",重点环节是重大事项决策和干部人事任免,当务之急是整合权力资源、提升现行制度的权威性与执行力。明确区分"大三权"与"小三权",是厘清权力界限和列举权力清单的前提。根本突破制约与监督权力运行的瓶颈,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实行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公众介入,构建权威、高效的制约机制与监督机制。     

论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失衡与变革路径——基于权力分配的视角

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现代化变革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分配和制衡,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各利益相关主体间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衡.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内部权力分配的发展历史、探索不同时期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变迁规律,将为构建现代化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奠定基础.当前,我国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制度瓶颈集中表现为利益相关者间的权力失衡,比如政府与高校、行政与学术、决策与监督等.为此,需从大学章程建设、均衡权力配置、教授治学等角度构建权力制衡机制,保障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变革.     

大统战视角下民族地区基层宗教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善

我国宗教工作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发挥。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地区基层宗教工作特殊重要地位凸显、民族与宗教交织影响深化、从边缘走向前沿以及宗教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交融的态势明显。基层宗教工作体制机制现状及其存在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缺失、工作合力不强等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和运用大统战的思维,充分关照民族地区基层宗教工作的特殊场域,创新工作思维,加强行政执法主体建设,提升宗教工作机制效能,创新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制约民族地区基层宗教工作的体制机制障碍。     

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以铁矿石定价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最大进口国和大宗商品在整个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最大购买者,对全球经济摆脱危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巨大的购买力并未能帮助中国企业改变价格接受者的尴尬地位,中国参与国际市场交易的企业在交易价格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文章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以及生产、金融、知识和安全四个维度,对中国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缺位"或"无力"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宗商品定价机制背后不仅是利润之争,更是定价权之争。而这种定价权实际上是以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为源泉的结构性权力的产物。正是由于西方大国及其背后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掌握了这种结构性权力,才使中国企业在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失去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