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精准扶贫时代减贫政策走向及优化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新时期我国为解决乡村贫困问题、推进乡村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而提出的两大重要战略。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目标完成,我国将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精神贫困、返贫困和乡村振兴为主要内涵的扶贫扶弱的“后精准扶贫时代”,这必然要求减贫政策也要适时优化、调整,更好地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体系。文章指出后精准扶贫时代减贫必须从政策框架体系、政策作用机制、政策内容衔接、政策转型的目标导向等方面做出改变。     

新时代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治理下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乡村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普及覆盖,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作出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时期和贫困治理新阶段,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理论逻辑、必要的出场逻辑和创新的再造逻辑等多重逻辑支撑。推动建立反贫减贫的长效机制,亟需打破制约贫困治理的传统困境、战略困境、转型困境和实践困境。有效实现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要以多元主体归位激活精准扶贫的内源动力,以治理思维革新推进精准扶贫的理念转变,以治理体系重构优化精准扶贫的靶场生态,以治理技术迭代推动精准扶贫的智慧治理,实现治理与扶贫的耦合发展,以治理下乡推进扶贫事业迈向新征程。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治理:挑战、趋势与战略

2020年后,中国的贫困问题不会随着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消除而消失,贫困治理依然面临消除绝对贫困、区域与城乡差距、脱贫后返贫以及"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等新问题的挑战,但贫困的标准及内涵、贫困的治理目标、对象、制度设计等方面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转变。为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和转变,做到承前启后,2020年后中国应继续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实行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战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完善的长效减贫机制。     

后扶贫时代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的着力点探析

后扶贫时代,我国贫困治理进入新阶段。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是脱贫攻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关键。新形势下要坚持精准扶贫中好的做法和经验,增强包容性发展动力,完善防止返贫监测预警与帮扶机制;加快推进由解决收入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由开发式扶贫向开发式与保障性扶贫并重转变;凝心聚力引才育才用才,不断完善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为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接续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精准扶贫实践的溢出效应

中国精准扶贫实践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的溢出效应。本文在分析我国精准扶贫成效和梳理有关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溢出效应的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总结了中国精准扶贫的政治溢出效应、组织溢出效应、经济溢出效应、社会溢出效应与文化溢出效应。我国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十四五”时期需要继续用好精准扶贫的溢出效应,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完善乡村振兴制度设计,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变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协商民主在精准扶贫中的价值及应用

精准扶贫开创了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新模式。广大农村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的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考核不精准等问题,反映出农村治理中治理环境缺失、村民参与意识薄弱、农村自治能力不强等困境,农村扶贫脱贫与民主建设亟待突破。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蕴含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为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民主政治的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的顺利实现提供了思路。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生成图景、历史演进与未来走向

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百年反贫困斗争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尊重规律、文化滋养、模式创新的原理逻辑,党的领导、伦理指向、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以及增进人民福祉、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权利的价值逻辑,为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生成奠定了基础。历经制度革新萌芽、制度建设探索、体制改革深化、规模扶贫开发和精准体系优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化的基本框架最终得以确立。着眼于“后扶贫时代”的复杂环境与现实形势,新阶段贫困治理需要进一步完善返贫防控布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序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才能优化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创新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实践。     

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学理逻辑

治理下乡是加速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选择,精准扶贫是扶贫攻坚的战略指引,实现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有利于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打破治理内卷化的桎梏。主体共通性、功能互构性和价值一元性构成了治理下乡和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生成机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则是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的逻辑支撑。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既是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呼唤,也是推进精准扶贫的现实呼唤,明晰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的学理逻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第一书记扶贫与农村领导力供给

第一书记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对于增加农村领导力供给和保障精准扶贫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从公共领导力视角,通过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对当前我国"第一书记"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治理要谋局长远,在提高第一书记的领导力水平、充分发挥其对乡村治理和精准扶贫贡献的同时,也要重视制度和文化建设,培养农村人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实现农村领导力的内生性供给,为贫困地区乡村社会"良治"和精准脱贫的可持续性奠定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美丽乡村建设是十九大报告中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战略布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随着精准扶贫工作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农业生产污染、外来工业污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等。通过分析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和环境治理的问题,提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思路。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最后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本文提出了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破解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大思想。近年来,我国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贫困发生率大规模下降,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如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不强、贫困群众积极性不高、未能实现乡村振兴与扶贫良性互动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清其严重性,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发挥乡村企业的带头作用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意义。     

后扶贫时代防止返贫体制机制研究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整体性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我国贫困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即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还是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完成后,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治理还将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因此,分析后扶贫时代的防止返贫体制机制,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治理提出治理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巩固产业扶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现状研究

巩固产业扶贫成果作为产业兴旺的重要部分,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云南省N县集山区、边远、民族、贫困于一体,在云南乃至全国都比较突出。作为山区县,其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探索极具代表性,对于全国组织开展巩固产业扶贫成果对接乡村振兴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研究——以广西横县为例

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摆脱贫困是前提,振兴发展是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统一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的。本文在梳理与分析横县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实践基础上,从强化系统思维、夯实产业基础、加强人才支撑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关于统筹推进二者有效衔接的意见建议。     

精准扶贫实践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涵概特色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反映于治理效能。作为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精准扶贫历史性完成消除我国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样的成就全面展现了治理效能，衬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优势。后精准扶贫时代，要让脱贫基础稳固，成效可持续，这就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电商扶贫的机遇、挑战及应对

"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电商扶贫对推动农村创业与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破解"三农"问题、助推精准脱贫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农村电商扶贫面临着诸多瓶颈和挑战。农村电商亟待健全服务体系以完善服务保障,打造优势产业以突破销售困境,完善基础设施以夯实发展基础,加强制度配套以优化发展环境,加大人才建设以强化人才支撑,从而助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地方性实践的经验总结

社会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加强精准扶贫中的社会组织参与,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成本,更能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保障扶贫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建立现代化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文献整理掌握国内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构建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侧重点,依托地方性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存在问题的梳理和分析,积极构建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机制路径。文章认为,必须从政策支持、动力源开发、能力建设、平台整合以及实践领域获取等方面完善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机制和路径。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不平等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即疏于对其内部关系的"保护",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