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结构分析

当下,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经历了探索阶段、建构阶段并逐渐进入调整阶段。结构功能主义对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契合性和很强的解释力。从结构入手来思考地方服务型政府的体制、机制及逻辑进程,对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大有裨益。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结构体现为宏观上的行政体制和微观上的机制创新;外在结构表现为地方政府与其他政治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关系。地方服务型政府的结构决定了其主体功能和核心功能是向地方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需要在其内外结构的互动中得以实现,同时要在实践中注入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公开性等价值理念。     

转型升级期的SEZ治理:体制本质、运行逻辑及面临挑战

中国为数众多的SEZ,虽采用各不相同的治理模式,但在本质上大体可以归之为渐弱式市场替代体制,即政府导引下的行政性经济治理.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SEZ的生成与治理依据的是经济的政治逻辑与政治的经济逻辑及其互动,其体制在非均衡性的多重委托一代理运作中面临诸多显在和潜在的挑战.转型升级期,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需要突破局部理性,基于市场和社会发育状况与需要更新SEZ治理体制,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合理确权赋能,把渐弱式市场体制这种超自主性结构发展成为限度介入式公共治理体制,以确立服务性结构、建立双向责任关系、确保公权力的理性化运作,促进SEZ治理优化.     

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关系,应循着现实问题——对应性改革措施——系统性顶层设计的逻辑来解释。一方面,改革措施是针对问题提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重点正好与中国政治领域长期积累的突出问题相对应: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以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来获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长效机制;以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来化解久拖不决的公权力失范问题。另一方面,在对应性改革措施与系统性顶层设计的关系中,三个改革重点又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次级命题,它们的协同推进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础意义。     

加强与促进社会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反腐倡廉建设

社会公众是监督政府权力、反腐败和促进政府廉政建设的主力军。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加强政府廉政建设和全面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共同选择和趋势。就我国地方政府反腐倡廉建设而言,公众参与对健全地方政府廉政建设体系,加强对地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提升地方政府廉政建设公信力,培育公众廉政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的廉政社会环境至关重要。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地方政府研究：从职能界定到行为过程分析

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政学界的地方政府研究的主题经历了从“机构改革”到“职能转变”的演变。但目前学术界的地方政府职能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职能界定和功能分析,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外部制度约束条件、内在动力机制及其变迁,以及地方政府在职能履行和角色转变过程中的行为选择逻辑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需要从规范性的职能界定转向政府行为过程的实证研究,实现地方政府研究方式从宏观到中观、从孤立到整合、从现象到逻辑、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型。     

地方政府权力扩张和失范及其治理路径选择

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权力恶性膨胀、无序扩张,滥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情况比较普遍和严重.当今中国地方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扩张,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也同政府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状况不无关联.有效防止公权力滥用和失范,既应把地方政府权力行使纳入法治轨道,还应将地方政府权力制约纳入法治轨道,推进其法治化进程.推进地方政府权力制约法治化,是破解当下一些地方制约权力的新的制度规范不断出台、而侵犯私权利的权力腐败案件却多发频发这一困局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实现权力法治的重要保障.     

任期调控:中国干部体制破解现代治理困境的路径分析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地方政府何以应对缓慢形成治理困境?其后中央政府又如何扭转治理颓势,并不断取得积极治理成效。通过对中国干部体制的分析发现,任期调控是中国干部体制以权力不对称性克服信息不对称性的有效政治智慧,是中国干部体制破解现代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选择。中国干部体制克服了韦伯式官僚制的"两个不一致性",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对中国干部体制"两个不对称性"的分析深化了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解。任期调控构成了中国之治的生动治理策略选择,为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要进一步提升任期调控的精准度和效度,优化领导干部人才资源配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改进地方政府管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对地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正确履行地方政府职责 ,需要加大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力度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 ,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管理权限 ,依法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 ,尽快建立和完善地方公共行政体制     

试论现代化进程中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一体化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一历史性课题已成为当务之急“政治一体化”这一成熟的理论框架为我们分析国内现实的政治问题提供了便利,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政治一体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出长远的现实意义。新时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一体化面临着多重挑战,提升西部民族地区政治一体化水平,应当考虑从构建和谐的政府间关系、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培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情感、构建反对分裂、分离势力的国家应急体制四个方面着手。     

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的数据管理系统开发探讨

建立科学有效并被社会广泛认同的评价技术体系对我国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的研究和实践具有核心作用,这一体系构建与完善有赖于数据管理系统开发.系统开发有利于提高数据管理的质量和安全性,增强评价工作的科学性,方便对评价体系进行实证检验.系统基本体系包括设计目标,设计功能、系统功能,模块组成和系统逻辑数据模型.系统运行必须兼顾宏观、中观和微观因素,尤其要考虑流程的规范性.     

论中国廉政文化价值理念的重塑

廉有两层含义,一则为廉洁,一则为价钱低、便宜。因此,廉政当有两层含义,一则为廉洁,政府及公务人员中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现象绝少发生,这是廉政最低层面的要求,也可说是禁止性要求;一则为廉价,即政府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低成本,高效能,这是廉政最高层面的要求,也可说是理想性要求。达到这两个层面的要求才是真正的廉政。廉政文化建设中价值理念的重塑,应当围绕两个层面的廉政要求展开,并且应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多维分析。一、制度视角下廉政文化价值理念的重塑价值理念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也存在并体现于各种制度中。廉政文化,因其所涉及…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若干思考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体现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服务型政府管理理念,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从行政三分走向权力三分：党领导国家治理体制的新推进

文章是从国家公权力整体考量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权力三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在坚持行政三分的同时，对纪委权力地位和司法独立以及反腐机制所作的部署其实就是从党领导国家体制考量和安排“权力三分制”，标志着从行政三分走向权力三分，是党领导国家治理体制的历史性推进，对今后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怎样配置党和国家权力和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局面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权力三分体制在执政党（党委和纪委）、政府以及人大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党委的主体功能在于决策，在大决策中居于核心地位；政府的主体功能在执行，在大执行中居于核心地位；纪委、人大的主体功能在监督，在大监督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权力体制的配置层次上，由党委领导政府，纪委领导人大。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还需要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南方谈话那样求得思想大解放，克服资本对党政肌体侵蚀，根除斯大林模式的毒害，实现党领导国家的结构体制与现代政府治理能力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诉求的深度嵌合。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公共行政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公共行政监督是国家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对维护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的正确贯彻实施,惩治腐败,促进政府机关的廉政勤政建设,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加强和完善公共行政监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民主政治、健全法制、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迫切需要.     

协商治理:优势、困境与出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更深层次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现代化。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基于协商民主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协商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主要包括协商主体的不平等性、协商过程的低规范性、协商结果的弱共识性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深化协商治理理论研究、大力完善协商治理制度、积极提高协商治理效能。     

廉政风险文化的逻辑释义与治理构筑

廉政风险文化是在对国家公职人员开展廉政风险管理过程中孕育、运用和成熟起来的,是现代企业管理手段在国家公共管理事务中的延伸和扩展,也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理念和元素。廉政风险文化包括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预控文化、价值文化、自信文化等六个方面。本文将对廉政风险文化进行内涵外延逻辑释义,并对廉政风险文化自信及制度建设等治理架构方面进行研究,力求勾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蕴含有危机意识、传统精神、制度目标的国家公职人员廉政风险文化体系。     

规范性司法文件的权威体系与概念分层

中国法院效仿党政机关的文件政治传统,高度倚赖文件司法呈现出非正式规则常态化运行格局。尽管各式功能的文件在事实上型构了规范性司法文件体系,但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司法政策性文件、司法指导性文件等为代表的核心概念,认知含混、互为指代甚至曲解误读。应构建法院文件制度的理论范畴,避免学术讨论的对话壁垒,对相关概念正本清源。规范性司法文件与司法解释是并列关系的概念。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是非正规释法体系的专有概念,不宜超载释法以外的其他功能,尤其应区别于以执行公共政策为专属功能的司法政策性文件。司法指导性文件作为政治国家意志与法治国家理念的统合工具,缓解了治理规则的供需矛盾。三个概念分别遵循着司法的法律逻辑、政治逻辑与行政逻辑。在地方层面,审判业务文件宜约定俗成在高级法院使用。     

新型城镇化能否『自然形成』

在有关城镇化问题的讨论中，经常听到一个似是而非的提法：城市和城镇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造成的。但是，历史和现实的逻辑表明，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不可能排除以政府主导为基本特征的人的自觉推动和促进。
　　第一个逻辑是共产党执政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人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主动改造世界。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就是因为它满足了现代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是外生型的现代化，由此而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等等，只能是外生型的，主要由政府主导形成，这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追求速度、强调赶超，因而不能不以城乡二元体制来集中有限资源，从“集中力量干大事”开始。     

社会契约论与民主政治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近代著名的政治哲学理论，它阐明了国家或政府公权力的来源，说明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卢梭）。因此，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成为现代民选政治实践的范本。而中国政治哲学中虽有“君轻民贵”思想，但未能形成西方的权利转让学说，由于缺乏社会契约论的认同和对公权力来源的追问，因而导致官僚政治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