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税赋改革的考察及启示

我国历史上 ,农业税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是封建政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税赋制度的改革。综观历代税赋改革史 ,有三大规律贯穿其中。一是税赋轻重的周期性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基本一致。二是造成黄宗羲定律的根源在于封建国家机器的膨胀。三是从“税人”到“税地”再到“税商” ,是税赋制度发展的规律。现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尚处于“税地”阶段 ,不符合现代税收制度的要求 ,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中国古代封建君权制约述略

中国古代封建国家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封建君主执掌封建国家最高权力。但是,君主及其权力行使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政治体制和社会规范的制约。谏诤、宰相和朝议决策等制度,形成了对君主本人及其权力行使的“硬”约束;习惯先例、祖宗家法和道德规范,构成了对君主本人及其权力行使的“软”约束。     

清代监察制度概况及特点

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都设立了监察机关和御史.作为封建帝王驾驭群臣的工具,以实现其君主集权专制.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不仅总结、吸收了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而且对历代监察百官“潜御群臣”的权术加以发展.本文拟就清代监察机关的概况、监察官的职掌及其特点加以阐述,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各种监督体制有所裨益.一、清代监察机尖及职掌清初沿用明制,六科独立,自为一曹.雍正元年(1723年),为了集中皇权,取消了六科给事中历来负责封驳皇帝诏旨的职权,把六科归并了都察院.都察院是清王朝中央最高的监察机关,从清代对都察院的改革和职掌来看,其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清代的都察院包括科道两部.科——就是六科给事中,道——就是十五道监察御史,分别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此外还有总理台     

以人为本的历史质说

以人为本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思想其本质是封建统治者"王天下"的工具,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君主利益的.西方传统的以人为本理念在反对宗教神学、封建专制和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它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内部的狭隘的观念.我党新时期的以人为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建立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物质基础之上.其实质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现代借鉴——基于政府文化建设维度的思考

始创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强化于明清的古代监察制度,对官员的监督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历代封建君主用以维护皇权稳固的重要统治工具,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总结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可为改革开放发展新阶段下地方政府构建政府文化,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社会控制：以礼为主导的综合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在数千年的治安管理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管理经验。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基本方面：第一，中国古代的治国者在谋求王朝的长久统治中，注重犯罪原因的理论分析与社会控制理论的总结与深化，从而完善了治安对策理论，并将其置于“图治之大本，救时之急务”的战略地位，千方百计地保障其实施。第二，通过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具有政治远见的王朝统治者确立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各项措施，     

论西方理性观演变的逻辑与历史

理性的产生、分裂到异化具有有限的历史必然性,其有限性只有在消除资本统治逻辑的自由王国中才能最终被打破。人类理性生成、分裂、异化和扬弃的逻辑节律是历史与逻辑地统一,这一逻辑进展与从古代质朴的、丰富的理性观、中世纪单一侍奉性理性观、近代工具性、精确化的理性观到当代批判性、超越性理性观的人类理性认识史路径相一致的。     

我国人事回避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封建国家的行政体制之所以相对稳定与人事回避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封建统治者对严格执行人事回避制度是十分重视的。本文将从人事回避制度的产生背景出发,详细介绍了古代回避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最后对回避制度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     

论唐代谏官制度

<正> 谏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中起过重要作用。谏官制度在唐代发展到高峰,本文试对唐代谏官制度的历史背景、特点及其作用作一探析。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并且,封建国家的专制政体中没有任何代议机构,因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皇帝一人的才能和精力毕竟有限,为了减少失误,维护统治,封建君主便在国家官僚     

康熙与反腐倡廉

贪污腐败是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产物 ,有它根深蒂固的阶级根源与社会根源 ,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早在我国封建社会 ,就已把反腐败倡廉做为治国的重要任务。综观历史王朝 ,凡是英明有为的君主 ,无不把反腐倡廉作为治国的关键 ,他们明白反腐倡廉对于居安思危 ,治国兴邦的重要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康熙。康熙在执政期间 ,把立足未稳 ,社会动荡 ,生产停滞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刚刚成立的清王朝 ,治理成经济繁荣、疆域辽阔、人民安定、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康乾盛世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所以如此 ,除了其它…     

“先行先试”立法模式的经济分析

先行先试属于法律试行的立法模式,以人的有限理性为理论依据,试图在集体行动中形成自发秩序,是国家推进和社会推动相结合的社会改革方式。通过对＂先行先试＂立法模式进行制度经济学上的供给需求分析,先行先试立法模式是依赖市场主体利益而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以法律供求均衡作为法律试行效果的检验标准;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先行先试立法模式付出的成本为试错成本和边际成本,所获得收益为立法的学习收益和反思收益。这启示我们,需要在法律试行过程中坚持立法科学和立法民主的结合,实现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互动,从而实现法律运行的效用最大化。     

试论中国古代市场管理立法

自古以来统治者视"刑德"为治国之"二柄",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繁荣,为此统治者们都会制订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加以规范。这样,中国古代市场管理立法便随之而生,并且随着生产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在中国历史上,市场管理立法更能反映出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着政治乃至文化的发展状况。古代市场管理立法也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对封建时期商品经济的市场化的管理,它极力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提供制度保障。     

浅论元朝刑事诉讼程序

元朝统治者广泛地吸收不同的法律文化,以其独特的法律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治.元朝的刑事诉讼与我国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相比较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时强调“唯蒙古至上”同时,广泛吸取“汉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北异制”,这种具有多元化的刑事法律制度,对维护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公共政策滞后的阐释与矫正

政策滞后是政策过程中一种不均衡的状态,相对于政策需求而言,政策滞后是一条客观规律。从理性经济人假定出发,政策滞后的原因包括政策主体的自利性及其成本—收益计算;政策需求的非均质、非同一性;政策供给的路径依赖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矫正政策滞后,要发挥政策主体的能动性,优化社会利益聚合、利益表达的渠道,培育积极向上的非正式制度。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有效性的文献综述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制度作为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性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将这一问题分解为"公开选拔制度能做什么"和"公开选拔制度做了什么"问题分别从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通过分析,可得出"公开选拔制从应然状态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从实然角度来看其作用有限,因此该制度有效性上无法作出定论"的结论。因此,未来研究框架是将应然状态看作是公选制度的收益,将实然状态中的各种因素视作是公选制度的成本,进而通过成本收益的方式来分析公开选拔制度的有效性问题。     

崔寔《政论》吏治思想研究

吏治与政治的治乱兴衰、社会风气的好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成败得失在于用人。崔寔十分重视吏治问题,分析东汉中后期的吏治问题主要是朝廷不嗜贤和官吏不尽责,认为君主治国需要选贤任能,其吏治思想主要分为官宜久任、考绩核真、治贪养廉三个方面,并着重提出高薪养廉这一主张,但是在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下,官吏拥有的封建特权是其贪污腐败的根本,在权力失去监督的条件下,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无法从根源上杜绝。     

明清杜氏家族兴衰的社会学诠释

滨州杜氏家族是明清时期黄河三角洲历史上有名的科举世家,经历过兴衰的起伏演变过程。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杜氏家族的兴盛得益于在离心力（家族的迁徙、政局的动荡）与向心力（族谱的续修、家族的克制）两股力量之间的平衡,它的衰落则与这种平衡被打破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巡察制度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巡察制度是代表皇权对地方官吏进行巡视监督的政治制度,其萌芽于先秦,建立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宋元,完备于明清,历代相沿,一直是最高统治者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中国古代巡察制度的历史回顾、作用总结、特点分析以及困境追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巡察制度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改革完善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与借鉴启示。     

孙中山与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

<正> 清末,封建科举制没落,“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何若,而问权势之有无”;封建吏治日趋腐败,大小官吏“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持续了两干余年的中国封建文官体系虽经戊戌变法、丙午厘定官制等多次调整与改良,终究无法冲破封建政治文化之束缚,无法克服其内在矛盾和弱点,与封建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体一道,在辛亥革命隆隆的炮声中走向了历史的尽头。此时,十八世纪中叶在英国确立,美、法、德、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法的西方近代文官制度(也称公务员制度)正处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阶段,各国人事及行政改革方兴未艾。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起云涌,彻底摧毁封建官僚体制,建立新型文官秩序以巩固革命成果成为时代的要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此作出了特别突出的作用。     

制度设计理论对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启示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结构已经适应了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确立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模式，产生了很好的制度效率，是不需要改变的。但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及人的有限理性要求要不断进行制度变革与创新，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制度设计理论对在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加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安排的制度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