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刑法立法模式转变的新思考

在刑法立法发展的新时期和新机遇下,我国刑法需要作出积极的回应和改变,立足于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现实的立法技术和习惯以及国际化背景下的犯罪整体发展趋势,在立法上的寻求新的应对之策,尤其是在选择立法模式方面,应该放弃单一的法典型立法模式,追随解法典化这一新时期的潮流。本文拟对刑法立法模式的重新建构提出一些意见以求能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刑法立法模式问题产生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的探讨。     

试论刑法信用

刑法信用是指刑法规范符合其回应特殊性社会需要的属性以及刑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中严守规则所获得的社会主体对它的信赖。刑法信用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刑法本身的可信性,主要是指刑法规范设定上的价值合理性;二是刑法适用的可信性,主要包括定罪信用和刑罚信用。我国当前在刑法规范设定本身和刑法适用上均存在一些问题,这对刑法信用造成了一定的侵蚀。刑法信用的生成有赖于刑法规范设定、定罪信用和刑罚信用等层面的积极作为。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效益的提高对我国构建法治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本文主要针对刑法立法效益问题进行了简单的研究和探讨.     

信用立法思考:我国未来三大信用法

加快信用立法已是全社会共识。与大多数从信用信息安全和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角度讨论信用立法不同,从现实情况与问题出发,结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情况,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政务诚信、重要目标—社会治理、运行基础—“三大征信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我国应出台“信用行政监督法”“全民正义诚信法”“统一征信法”三大信用法律的思考与构想,分析阐述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我国信用立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于我国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思考

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从理论上讲,存在刑法典模式、以刑法典为主的模式、特别刑法模式、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四种不同类型,而在我国刑法语境下有讨论意义的是以刑法典为主的模式与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决定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的、文化的与政治的三个方面。我国当前以刑法典为主的金融刑法立法模式有其必然性,而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我国金融刑法的立法模式改采以特别刑法为主的模式同样具有必然性。     

刑法立法国际化问题初探

时光荏苒,历史的表盘进入21世纪。在市场经济体制普遍确立、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各国法律的发展不再是孤立封闭的法律现象,而已演变为开放且包容的国际化过程。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进行着频繁的交流与协商、借鉴与吸收、依赖与合作,业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时代特征．基于这一时代大背景,各国法律包括刑法也在不断彼此借鉴吸收、交流合作,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肆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泛滥等问题凸显,让世界各国在共同打击犯罪的道路上任重道远,刑法发展国际化趋势已不可逆转。     

刑法立法协调性研究

刑法立法的协调性既包括刑法内部之间的协调,又包括刑法外部之间的协调。我国刑法立法既有来自与宪法、相关法律以及与国际公约精神之间的失调,也有来自刑法修正案、附属刑法以及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的失调。我国刑法立法产生失调的原因较为复杂,有的是因为立法的仓促,有的是因为行政立法缺乏整体性意识,有的是因为立法指导思想的不足,有的是因为法律梳理工作不及时。为了促进刑法立法的协调工作,宜采取及时梳理立法、增加新的条款和强化刑法解释三种路径进行。     

税收刑法立法民主化

为了提高税收刑法的自觉遵行度,降低其执法成本,必然要求税收刑事立法反映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税收刑法立法过程中,应当加强税收刑法立法决策,制定民主机制建设,确保税收刑法立法形式的法典化和内容的公正化。     

我国行政刑法立法的回顾与思考

我国刑法立法的进步和完善最鲜明地体现于行政刑法领域。我国行政刑法整体上呈现出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法律条款的移植性、法益保护的管理性、构成要件的短缩性以及部分条款的超前性。行政法与刑法在法律属性、规范保护目的以及归责原则上存在重大差异,条款的移植难免导致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区分的难题。构成要件的短缩很可能导致将没有实质法益侵害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在我国,行政刑法虽然兼具行政法与刑法双层结构,但本质上系刑法。未来我国行政刑法立法宜继续采纳统一立法体例,妥善处理刑法与行政经济法律的衔接,注意条款移植的限度,谨慎使用行为犯构成要件。还要注意秩序作为行政刑法法益的限度,应重视通过刑法解释避免立法的不足,确保行政刑法处罚的妥当。     

完善企业环保信用立法的思考

近年来,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对企业环保信用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制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环保信用立法和构建环保信用制度已是大势所趋。然而,我国目前的环保信用立法还存在着若干现实缺陷,企业环保失信行为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这些现实背景严重制约着环保信用制度的贯彻与实施。有鉴于此,我国应从诸多方面来完善我国环保信用立法,从而构建科学、合理、高效和统一的环保信用制度。     

网络传授黑客技术的刑法学思索——以"黑客学校"现象为背景

自命为“黑客学校”的黑客网站等通过互联网传授黑客技术，为他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技术帮助和技术支持，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刑法问题。此类传授黑客技术行为客观上催生了无数的正犯行为，从而在整体上的危害性远远大于正犯行为的危害性。应当考虑以传授犯罪方法罪打击传授黑客技术行为的可能性。但是网络犯罪的异化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网络异化，体现在传授对象、传授行为以及犯罪主观要件等三个方面，对此传统刑法应当通过理论微调和扩张解释的方式进行积极回应。在扩张解释的边界之外，才应当考虑入罪化的必要性。     

论刑法学方法对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意义

在刑事法治系统中,立法与司法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研究刑法学方法,①对于这两个子系统的良性运转,进而促进刑事法治系统的良性运转,具有重要意义。一立法完善,对于中国刑事法治而言,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刑事立法,始终贯穿着这一主题。(一)立法完善的含义与意义完善之意,指(使之)完备美好。②立法完善,即通过立法程序使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备的过程与结果。刑法的立法完善亦然。废除、修改非正当、不合理的规定,增补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内容,是刑法立法完善工作的基本方式。制定立法解释,是刑法立法完善工作…     

草原保护的刑法立法研究

草原的战略地位和严重破坏的现状,表明草原亟待刑法有效保护.草原保护刑法立法方式的疏漏,使草原犯罪难以甚至根本不能受到刑法的实际制裁.依据传统刑法理论,草原刑法保护应当适用依附散在型和法典型"双重并用"的立法方式;基于实质合理的角度,草原刑法保护应当适用独立散在型"单一独立"的立法方式.当下,适用修正型立法方式颁布刑法修正案,规定与刑法典不衔接的草原犯罪的具体罪与刑,是实现刑法对草原有效保护的合理选择.     

也谈正确认识和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认识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应当先从行为的客观性质着手确定行为与结果有无因果关系,然后再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确定其行为是否属危害行为,进而确定其刑事责任的轻重;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危害行为（即原因）的产生带有偶然性,刑法上因果关系本身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应当正确区分因果关系中的原因与条件;不能把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等同起来。     

中国行政刑法的立法缺憾与改进

行政刑法之概念为德国学者所首创,但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中国的行政刑法是指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动,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规定行政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和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的总称.中国的行政刑法立法存在着缺乏与一般行政法条款衔接、缺乏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明确规定、法定刑设置过高、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过于单一、劳动教养制度弊端丛生等诸多问题,需要相应地加以改进.认为应当在立法上对行政刑法和行政法规范进行衔接、明确行政违法责任与行政犯罪责任竞合的处理方法、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并废止其死刑、增加对于法人犯罪的刑罚措施并将劳动教养制度司法化.     

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方向

在世界近、现代刑法发展的历史中,存在古典刑法和实证刑法两种不同类型的刑法。古典刑法和实证刑法看似两个学派理论争论的产物,实则根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刑法目前处于古典刑法的发展阶段。在我国刑事立法政策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防止刑法现代化的议题模糊我国刑法发展的目标。应以保持我国古典刑法基本品格不变为主,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渐地、适当地引入实证刑法制度的内容。在刑法理论上,要正确消化和吸收实证刑法理论,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犯罪学理论为刑法和刑法学提供的理论立场和观点;要注意防止古典刑法教条主义的不当影响,根据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变刑法典一统刑法制度的格局,分散建立不同的制度。     

德国刑事诉讼中DNA检验立法述评

为支持DNA鉴定技术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德国刑事诉讼法于1997年新增加第81条e和f,于1998年新增加第81条g,于2005年新增加第81条h.德国立法机关就DNA证据的运用频繁地修改刑事诉讼法,不仅表明德国刑事司法法治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还反映出德国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非常及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采取分散式模式,注重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强调刑罚的宽严结合,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从宽处罚、刑罚和非刑罚处置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但也存在立法简单、分散和严厉有余而宽和不足的缺憾。我国应当在刑法典中设立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专章,明确并适当调整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犯罪范围,降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力度。     

刑法不能承受之重——从刑法修正案（八）入手

法律规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刑法作为底限性法律规范而存在，一次法调整失灵是刑法适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和危险驾驶罪，是在刑法迷信思想的支配下，基于安抚“民意”的目的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对于一次法的选择性执法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选择刑法作为社会秩序控制的首要工具，是刑法不能承受之重；即使是在风险社会中，对“安全刑法”的价值追求也只应使刑法有限地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