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文革”纪事

"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生产)、支农(支援农业生产)、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文革”中的郑维山将军

郑维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团、师政治委员,军分区、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司令员等职.先后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百团大战、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战斗和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等重要战役.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发生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大跃进”前后的刘少奇

1958年至1960年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让刘少奇痛心疾首，他开始反思这场运动，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意见和观点，尽力纠正“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作出了重大努力。     

“支左”的由来

由解放军"支左",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这项特殊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形成过程也比较特殊.     

叶剑英“流放”湖南前后

在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叶剑英进入党政军高级领导岗位的时间是比较晚的，直到1966年，虚龄70岁的他才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叶剑英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中，叶剑英多次身处逆境、低谷，甚至险象环生。     

“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代价的当代反思

"文化大革命"崇高的道德理想演变成空前的道德灾难,需要深刻反思以就鉴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极端的道德人格追求与扭曲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持续革命的指导思想与道德建设革命化的武断粗暴,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与阶级道德压倒一切的伦理失序,否定传统道德文化与否定现代道德价值理念的道德虚无主义,狂热的非理性偶像崇拜与道德榜样塑造的"雷大雨小",是造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付出惨重代价的根源,也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需要吸取的教训并尽可能避免的方面。     

“文革”是怎样打断中国法治建设的

回顾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法治状况。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法治状况进行对照．不能不看到．法治存在与否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息息相关。尤其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遭到彻底破坏．导致中国经济严重倒退,社会剧烈动荡。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对我来说,廖盖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是一位为人耿直,为学勤勉的师长.与他一起从延安过来的同辈称他老盖,我们这些后生则尊敬地称他为盖公.     

荒诞的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极为荒唐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所谓的“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正确的标准与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在江青、林彪一伙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破“四旧”风潮的前前后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极为荒唐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所谓的"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由于当时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在江青、林彪一伙人别有用心的煽动下,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打人、抄家的同义词,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借机在美术界掀起了所谓的批"黑画"运动,声称要反击所谓"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这些批判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歪曲篡改,十分荒唐可笑.     

“三支两军”的初衷及其两重性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三支两军”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动因是支持“革命左派”全面夺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军队一方面以自己的权威和力量,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对军队自身建设和军政、军民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不宜完全用解放军的“三大任务”、“三队”思想来解释和说明。     

参加“文革”的外国人

美国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 1966年,狂潮陡起,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万岁"声如雷,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哭着、吼着,成为一片躁动翻腾的红海洋.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文革"初起时,80岁的她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当时热情讴歌甚至亲自参与"文革"的外国人很多.1966年8月,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     

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解读十七大之“新”

党的十七大代表和专家们在学习讨论胡锦涛同志作的十七大报告时，总结提炼了许多新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建设”到“发展” 十七大报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之变，饱含着深刻内涵，在这一新的理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走“五七”道路的大学生们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工农商学兵、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发出了有名的"五七"指示,号召大家以本行业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等.对于学生,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