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社区治理研究——基于江苏的现实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治理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社区治理情况作为研究视角,重点剖析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区治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做好社区建设与治理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提高整体服务水平,治理主体从一元化到多元化转变,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意识等对策建议。     

成都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方式创新研究

文章阐述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在新形势下创新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方式的重大意义,总结了具有成都特色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方式创新实践,提出了进一步搞好成都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社区治理问题的滨州市实践

社区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当前从全国来看,基层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社区治理空间逐步拓展;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社区治理制度逐步巩固;社区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社会参与逐步扩大。山东省滨州市因地制宜,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现代型、服务型、联动型、平安型的“四型”社区治理模式。滨州市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工作保障不健全、社区职能定位不准、社区工作合力不足、社区党建薄弱等问题,要瞄准社区党建网格化、社区建设规范化、社区服务社会化、社区文化亲情化、城市社区精细化、农村社区特色化,最终推进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以四川成都和山东济宁为例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对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了挑战。2009年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提出正是作为推动这一发展的主要途径。目前,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尚处于试验示范阶段,在各地社区建设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如何处理新型社区与村民自治、双层经营体制之间关系的两大问题,成都和济宁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改革仍面临体制困境和自组织程度低的问题。而此次乡村社会的变革能否全面顺利推进,还需要国家在法律层面对农村新型社区进行清晰定位,理清它与农村原有基本制度的关系,以切实保障村民权利。     

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 筑牢乡村治理基础

农村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础的构成单位,其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回溯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看到只有当家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生产力才得到极大释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严重,乡村治理的基础被动摇乡村治理的效果无法保证。为了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必须通过推进乡村自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以农村社区建设为契机,加强乡村公共性的建设等措施,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筑牢乡村治理基础。     

浅析城镇化过程中动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及消解——基于江南小城镇动迁安置社区的调查

小城镇是＂乡头城尾＂,连接城市与农村的枢纽,它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集中性迁移的过程。笔者对江南某小城镇的动迁安置社区进行了访谈调研,动迁安置社区是小城镇城镇化过程的产物,是一种大型的城镇社区,吸纳了大量的拆迁农民迁入,呈现出现代性、异质性、保留性和双重性特征。动迁安置社区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着农村生活方式与习惯迁移、社区自治性程度低、参与积极性低以及社区认同感缺失等困境。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探索消解动迁安置社区治理困境的可行性方案。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乡镇政府角色定位与重塑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乡镇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未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在分析乡镇政府角色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从社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监管、社区治理、农村文化建设等微观视角来探讨重塑乡镇政府角色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挑战与对策——以衡阳市H乡调研为基础

推行新型城镇化和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决策部署。新型城镇化处于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的机遇期、矛盾交织的凸显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向“社区”转变,“农民”向“市民”转变,基层党建工作由“管理”向“服务”转型,这些变化给农村党建带来新的挑战与考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注重因地制宜,理顺党组织关系;要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要健全工作机制,夯实党组织执政基础。     

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我国社区管理的发展经历了社区管理思想"西学东渐"、城市社区管理、农村社区管理兴起三个阶段,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农村社区管理必须抓住这一关键机遇,创新管理模式。为此,从社区建制角度、管理主体地位、试点具体地区三方面出发分析当前农村社区管理的既有模式的优缺点,通过结合既有模式的优缺点可创新性地对城乡一体化社区、城乡接合部社区、郊区新城社区、乡镇企业社区、传统农村社区、民族自治社区和边境农村社区七类农村社区进行分类管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级市”建设——基于对河南西辛庄的问卷调查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重要发展战略，要求城镇化要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2012年河南西辛庄挂牌的“村级市”开启了农村社区建设的一条创新之路，在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当地农民尝试以城市的人口聚集、生活环境和公共服务来实现他们的城市梦想。我们认为“村级市”建设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符合新型城镇化要求的。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给它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村级市”也许会给未来的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一场革命。     

河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探析——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务实之路

新型农村社区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其将改变农村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是对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层次变革。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需要观念上的根本转变,制度上的规范和保证,因地制宜地选择可行性建设路径。     

职业化城乡社区管理者:美国城市经理制对我国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

我国农村社区化、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强化,对村级组织建设和村干部管理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在农村治理中,在继续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同时,必须促进农村治理绩效的提升,提高农村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和农村干部的职业化水平。美国的城市经理制倡导科学化管理以及决策和执行的适度分离,代表着公共管理中职业化社区管理者制度的发展。城市经理制对于我国建立职业化的农村社区管理者队伍的启示为:在农村干部制度改革中,应实行村务决策与执行适度分离、拓宽村干部选拔渠道,推动农村治理科学化与农村干部职业化,建立统一的农村干部管理平台。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协商治理是一种基于过程、程序、合作、参与、认同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农民利益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多维功能。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协商治理理念偏差,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协商治理的内容结构性失衡,协商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协商治理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融合、衔接、联动不够等问题,要系统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衔接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嵌入与协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乡村振兴助推农村社区治理再上新台阶,决定着农村社区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变革,对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产生了直接影响。从农村社区组织化的维度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发现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之间的弱质性整合,以及农村社区组织功能弱化和主体缺位是影响农村社区治理的主要原因。为此,应以外部嵌入与组织协同为治理导向,对农村社区进行资源整合与组织功能再造。通过内外协同互助形成合力作用于农村社区建设,实现社区和谐有序的治理状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以晋江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晋江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新型城镇化打破了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在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凸显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找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重点和着力点,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为晋江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新型社区治理困境的破解及其可行性研究——以北京市品苑小区的社区自治实践为例

对商品房小区的管理和治理一直是各级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怎样的社区治理机制适合新型社区的发展需要？怎样的社区体制有利于突破新型社区治理困境、构建和谐宜居的社区生活环境？本文便带着这些疑问对如何破解新型社区治理困境进行社区治理方式的可行性研究。个案研究表明以社区自治的方式治理新型社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强大生命力。以业委会为组织基础的社区自治在解决社区纠纷、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目前条件下实现社区大自治治理的现实路径和过渡环节。同时,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必须从新型社区的特征、社区成员的特点,以及对各种治理机制的比较来入手。只有符合新型社区需求的治理模式才能获得居民的认可,只有新的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作用才能持久。     

新型城镇化实践中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策略探析

基于各地城镇化的起点和推进手段的差异，新型城镇化在实践上可以分为小城镇引领型点式城镇化、服务社区引领型片式城镇化、大城市辐射型面式城镇化三种模式。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求相比，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既有一般性的能力不足、结构不合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也因不同基础、不同路径存在各自的特殊性。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从农村向城市转化的一般规律中确定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思路，更要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类型城镇化中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和挑战。     

城镇化进程中群体性事件法治化防治路径探析——以失地农民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视角

考察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城镇化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量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城镇化目的的偏差、农民生存权遭受侵害、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以及农民群体的非理性维权是导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防治日益激化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从建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以及农民"利益代言人"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实现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     

西部农村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的城镇化水平还相当低,尤其是产业支持力度不够强,基建设施也不够健全,带动以及辐射力尚未真正产生。所以,全力以赴抓住新型城镇化这一重要机遇期,大力推进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步伐,这对于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的城镇化与现代化显得极其关键。本文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及其和小城镇发展的关系,论述了小城镇在西部农村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推动西部农村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几点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