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条例》为准绳 以制度为保障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是一个重要的党内法规。几年来,格尔木市委从实际出发,强化制约机制,充分发挥制度具有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特点,制定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以确保《条例》的贯彻落实。     

劳动争议处理立法改革之分析与建议——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对象

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的完善是预防和解决劳动争议,尤其是解决群体性劳动争议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的2007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针对我国原有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多弊端,对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但仍存在亟待完善之处。劳动争议的解决应区分争议类型建立不同的处理机制,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程序选择权,进一步规范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制度,构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加强与劳动争议诉讼制度之间的衔接,平衡保护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无立法权区域民意的立法表达——以地方性法规为分析对象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立法权区域民意的立法表达已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和现实难题。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除了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外，还应克服部门利益立法、立法信息不对称等弊端，畅通无立法权区域民意的上达通道、丰富民众获取立法信息的路径。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立法缺陷及对策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存在着对审查低保者资格条件的程序规定不严格、低保管理体制设置不科学、未规定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和合理分配等立法缺陷,造成低保制度的实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国家应制定《公民基本生活保障法》,使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应建立政府主导型的最低生活保障模式和社会互助体制。     

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推动《条例》的贯彻落实

自中央和省委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示下发以来．海北州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全面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战略性任务来抓，不断加大改革力度，使海北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明显的成效。     

以换届为契机 以《条例》为主线 努力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

换届工作是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化结构、增强活力,实现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基本措施。保定市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领导班子换届契机,以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本文简称《条例》)保换届成功,以班子换届促《条例》落实,把贯彻落实《条例》贯穿于换届工作的全过程。通过创新方法,严明纪律,规范操作,圆满完成了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任务,一批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经过换届,党政班子平均年龄下降了2.16岁,大学以上学历的增长了10.8个百分点。党政一把手平均年龄下降了1.26岁,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增长了26个百分点。     

村民自治中罢免制度的法律思考——以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分析对象

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罢免制度上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罢免过程中出现当选容易罢免难的弊端,降低村民提起罢免案的门槛。但是,在农村社会民主基础薄弱、乡村关系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和稳定的制度预期这一背景下,仍然无法解决罢免过程中村民参与不够、对乡镇政府定位不明的难题。其解决之道,从根本上而言,需要培厚农村社会民主基础的土壤,建立制度化的乡村关系,在具体设想上,包括规范罢免程序,扩大罢免过程中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明确乡镇政府在罢免过程中的作用,确保罢免行为规范化、制度化地运行。     

论宋朝地方监察制度的体系及特征——以《宋会要辑稿》资料为中心

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路、州（府、军、监）地方监察制度。以《宋会要辑稿》为资料基础,可见赵宋形成路级地方监察制度的“监司”、州级地方监察制度的“通判”为主体的地方监察体系,呈现出地方监察制度设计严密性、官员权力分散性和制约性、中央皇权集中性、官僚机构冗杂重叠性及官员选任、监督、考课制度完备性等特征。宋代地方监察制度在控制地方财政、行政、军事、司法等权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地方分裂割据,维护了国家统一。同时,这制度也为后世地方监察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公共利益”司法审查的相关问题——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例

公共利益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首次以较明晰的方式成为司法审查的直接对象,公共利益司法审查除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普适性规则之外,其启动情形、审查对象、判定标准等诉讼要件尚需进一步分析.公共利益司法审查应当开启一种新思路,而在具体审查中则面临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导致的公益不力、变更判决适用范围过小、公共利益事后监督诉讼程序的缺失等问题.在公共利益司法审查的后续研究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判例指导制度以及司法建议制度等均是值得探讨的重大课题.     

论立法本意与规范冲突的协调机制——以地方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为分析对象

地方政府规章是行政执法的重要依据,但不少规章与法律法规等上位法规范存在冲突,明显违背了法律优先原则,这折射出地方立法对立法本意判断与理解的差距。以地方规章中有关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的规定为考察对象,辨明立法本意、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思考规范冲突的解决之道,是完善法律统一执行问题的重要思路。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立法建议——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可分为核心层、协作层、支持层和外围层,主要存在尚未完全整体化、尚未完全科学化、尚未完全规范化等不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商业贿赂的罪名界定具有全面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认识具有科学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规定具有适用性,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现行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尽快实现国际化和现化代,进一步扩大贿赂的主体范围、内容范围和方式范围,健全法律责任体系,加快治理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     

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以相关判决为依据的分析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未成年监护制度作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的法律制度,重要性自是不必言说。但是未成年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是愈发显著,不可忽视。选取有关未成年人监护纠纷的判决书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未成年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在法律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提出完善之建议,以期能为未成年人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     

新时期需要习近平这样的文风--以《之江新语》为研究对象

文风是文章所体现出来的语言风格、思想作风、精神风尚的综合反映。文风反映党的形象,体现党的作风,关系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风建设,明确指出当前的文风问题主要表现为“长、空、假”,强调“文风不是小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风不正,危害极大。一切不良文风都是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都是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背离的。”他进一步提出,“克服不良文风、提倡优良文风,真正使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蔚然成风。”［1］习近平所著的《之江新语》一时间争相阅读,其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文风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适应了时代的迫切需要,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从《之江新语》可以看出习近平“短、实、新”的特点和风格。书中的232篇文章,通俗易懂,要言不烦,妙语如珠,深受读者欢迎。其文风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运用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来谈观点;通过引故事、打比喻和摆实例来讲道理;运用凝练的话语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谈见解;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务实的风格。研究和发扬习近平的文风对当前我们推进文风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增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亲和力、吸引力、感召力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需要习近平这样的文风——以《之江新语》为研究对象

文风反映党的形象,体现党的作风,关系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从《之江新语》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善于运用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来谈观点;通过引故事、打比喻和摆实例来讲道理;运用凝练的话语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务实的风格。这一文风对于推进我党意识形态的大众化、通俗化,增进全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认同感、亲和力、影响力,增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启蒙与建设——以《晋察冀日报》社论为对象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争取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与思想启蒙相融合,不仅在物质上保障人民的生存要求,更给予了群众精神的满足和生活的希望。在承接新启蒙运动"民族性、民主性、大众化"的理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践,通过多种文化传播方式,实现了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内核的抗战文化启蒙、以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为内核的群众文化启蒙。而作为晋察冀边区文化启蒙的重要传播媒介,《晋察冀日报》社论在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军事思想、战略方针以及文化建设方面扛起了敌后抗战的一面大旗,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启蒙的重要推手。     

对改革初期关于包产到户争论的分析——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中心

改革初期,农村“包产到户”的再次兴起引起新闻舆论、理论学界和党政高层的激烈争论。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人民日报》对此争论展开多方位报道。梳理1978—1982年间的报道可将争论的焦点分为：包产到户是“前进”还是“倒退”、经济发达地区能不能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等。《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不仅体现出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等特征,也从侧面反映了包产到户在持续激烈的争论中打破重重障碍并最终得以正名的艰辛与不易。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公民知情权的充分实现——以“黄由俭案”为例分析

信息公开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主体、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对我国保障公民知情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中存在一些不完备的地方，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信息公开状况与法律规定的状态尚有差距。本文以“黄由俭案”为例分析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以及《条例》立法的缺憾和实践中的障碍。     

“极端主义”与“极端化”含义分析 基于《反恐怖主义法》与新疆《去极端化条例》的文本考察

《反恐怖主义法》未对极端主义含义作出明确解释,但新疆深受极端主义之害,深入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有明确极端主义与极端化含义、主要活动表现及细化法律责任的立法需求。新疆《去极端化条例》首次定义了极端主义和极端化,并列举了极端化的主要表现,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职责、社会参与以及法律责任等问题。     

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铁的纪律保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主任及相关人士权威解读新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正友情链接:中央纪委国家监察网站《在线访谈》栏目播出时间:2018年8月27日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线访谈》节目。近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此次修订是在2015年版《条例》的基础上把党内法规制度进一步向前推进。为何要对《条例》进行修订?修订中如何体现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如何将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针对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央纪委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