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反思——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

公共性是现代政府的第一属性，增强政府公共性是行政改革的中心问题。我国近三十年的行政改革是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过程，具体体现在行政改革目标、行政领域、行政管理体制、行政价值体系等十个方面公共性的不断回归。以增强政府公共性为核心，才能建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不断推进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探索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路径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官僚制理论征服了公共行政实践,公共性的缺失引起了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方案。其实,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不是一个简单地要求公共行政重新获得公共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作出重新定位的问题。从理论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学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路线,让从属于公共性的价值统领行政管理技术。就行政实践而言,公共性的回归则意味着政府目标的重构,即从政府本位主义转向以社会为中心。也就是说,公共性的回归是治理模式的重构,是朝着建构新型民主治理模式的方向政府改革运动。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而言,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畅想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努力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对公共性的共同追求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公共性危机”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拥有实质公共性的公共行政。     

服务型政府视阚下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回归研究

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运行中，公共政策却由于政策主体自利化、价值取向两难化、问题认定偏差化和推行手段异化而偏离了公共性的要求，如何对公共政策进行矫正以促使其公共性回归成为重要课题。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服务型政府在倡导有限、责任、民主、法治、透明等价值的同时，也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回归提供了有效载体和可行路径。     

政府公共性的多维度分析

政府公共性具体体现在政府执掌的是社会公共权力、政府贯彻执行社会公共意志、政府谋求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政府承担公共责任和政府的行为应公开透明这六方面。政府公共性的理念支点是公共精神,现实载体是公共政策,物质保障是公共财政。政府公共性从历史看经历了一个产生、丧失、膨胀和转移的复杂过程。现代社会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第三部门的崛起,出现了私域公共性的觉醒,政府公共性逐步向社会转移。政府公共性的丧失和政府公共性的转移虽然表面上都表现为政府公共性在量上的减少,但其实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政府公共性的丧失是强政府弱社会的必然结果。而政府公共性的转移体现出社会在力量壮大之后,要求政府将一部分管理的公共事务交给社会,实现部分权力向权利的回归。     

新公共服务理论下地方政府行政文化重塑

政府改革作为回应公众需求、顺应社会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是一个追求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的过程。行政文化被称为行政管理的精神向导,在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速政府改革进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借鉴提倡始终将公民置于公共管理核心地位的新公共服务理论,重塑我国行政文化,将有利于提升政府效能,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论政府公共性的产生、流失与实现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但政府不仅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也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政府公共性流失。政府公共性的实现,需要与政府共同体目标一致的政府自利性的制度激励,更需要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相反的政府机构及官僚自利性的规制。     

从“公共性”到“行政公共性”——基于共同体视角的阐释

“行政公共性”是“公共性”这一哲学范畴被引入到行政领域收获的理论成果,也是人类共同体演进和社会公共领域分化的结果.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公共性反映的是人类共同体实现内部平等交往的基本属性和未来发展的目标趋向,它集中体现在人类公共活动领域之中.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公共活动领域分化为“公共权力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大部分,相应地,公共性也呈现出“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和“非强制性共同体的公共性”两种情况.这样,“行政公共性”就从人类普遍主义视野下的“公共性”中被剥离和引申了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用于描述政府这种强制性共同体在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关系状态和对其进行价值确认的学术概念,并且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以“他利性”表现出来.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互补与融合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基本取向是以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为基本取向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是在政府的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推动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悄然而至。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再审视则表明,新公共管理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普及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而官僚制因其所蕴涵的理性价值以及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官僚制日益成为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众矢之的也说明引进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因此,公共管理改革应立足于新公共管理和官僚制两者的互补与融合,这也是我国新一轮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公共性抑或国家性——行政合法的正当性判断与选择

行政的国家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国家性的影响下,行政单方而强制,行政的合法标准,是法律规范本身;公共行政是在行政权运行方式的自我扬弃过程中,随着宪政制度驾驭公共权力能力的成熟、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以及政府公共职能变迁的时势需要下兴起的.它以公共性作为行政合法的标准.在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发生冲突时,"公共性"成为行政合法的正当性判断与选择的标准.     

论我国地方政府改革的服务型趋向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同时人类正在步入信息社会,整个社会随之发生变革,因此对我国政府行使其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出发证明行政改革的方向应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的原则应是公共性和效率性的统一,并据此提出了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三项原则。     

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理性视角下中国官僚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理出中国行政改革未来发展模式观点,即新公共管理说,理性官僚制重塑说,以德行政说,服务型政府说和综合说等。最后对我国官僚制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以期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国教育产品的公共性问题

经济学理论对教育产品的公共性存在着分歧。从平等的角度分析，教育无疑具备公共产品的性质。将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越是低级别的教育越具有更强的公共性。我国教育产品的公共性不足表现为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和教育产品公共性的倒置。加强我国教育产品的公共性，必须提高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拒绝市场化原则渗透到义务教育领域，提高义务教育的行政管理级别。     

公共文化行政:理论、模式与发展路径

公共文化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文化权利保障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根据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公共文化行政的模式可归纳为政府主导模式、民间主导模式和政府与民间组织分权化模式三种类型。我国公共文化行政的发展进程伴随着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行政体制机制的改革与转型。我国公共文化行政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奠基期、改革启动期、转型发展期、成熟期四个时期。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提高公共文化行政效能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要秉持分类管理、协同推进的原则,实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完善文化行业立法,促使文化行政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并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构建政府引导下的多中心主体,最终形成健全的国家公共文化行政体系。     

论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规范体系的构建——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

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内涵在于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与价值,倡导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在理论上诉求于公共性话语中公共理性的建立。基于此,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制度伦理、行政伦理环境等方面来建构当代中国的行政价值观的规范体系。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政府建设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公共治理时代的到来需要构建一个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公共政府的构建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转变职能、改革机构,同时还需要公民的充分参与和监督。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政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党的领导和全体公民的努力下经过长时期才能实现。     

美国OPM改革与精兵简政原则

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世界各国的行政改革影响巨大,对其褒贬不一,但鲜有质疑其在精兵简政改革方面的影响.本文以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总署（OPM）改革为鉴,对政府行政改革中精兵简政原则提出一些疑义,以促使行政改革者尝试更为理性的看待和应用精兵简政原则.     

责任政府:追求公共性的政府

政府具有公共的属性,但公共的政府不一定会主动追求公共性的实现,只有责任政府才把公共性作为行动的目标和指南。本文从分析政府的起源与本质及其与公共性的关系入手,指出责任政府和政府公共性是内在统一的,责任政府必然选择和追求公共性的实现,而且责任政府公共性的实现需通过制度安排加以保证。责任政府的建立,最核心的是以实现政府公共性为目标,积极探索表现公共性的新途径。     

公共性视阈中的反腐败研究

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根本属性,腐败的实质是公权私用,腐败严重削弱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引发政府的公共性危机。政府、市场和社会是治理的三大主体,公共性在政府中表现为依法用权,在市场中表现为公私分明,在社会中表现为民主开放。反腐败要体现公共性要求,坚持公共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有限性和民主性,做到以法律约束权力,以市场限制权力,以权利监督权力。     

政府公信力：内涵、弱化与提高

政府公信力根源于政府的公共性诉求,它以政府行政行为为载体并表现为政府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合法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现象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政府决策缺乏预期;政府人员行为不当;政府职能定位不准;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政府信息不公开。因此,政府应着力从四个方面提高政府公信力：依法行政,加强制度管理;建立、健全政府决策科学民主化机制;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公务员队伍素质建设,改善政府公共形象。     

公共性:现代公共事务治理的价值回归

现代公共哲学努力践行在多元共生理念统合下实现互利共赢和价值共享。它是基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缺陷及其后果的反思,其目的是通过强调公共理性,建立社会共识,崇尚公共精神,重构共同体和公共领域来摆脱社会治理困境。公共性意味着在一个敞开的公共领域因他者的存在而获得自我在场的真实体验。公共性是以凸现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基础,是为了消解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体是现代公共性的核心概念。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公共性问题也日益突出。在重建公共性过程中,要注重公共性与市场性的融合、宪政秩序的构建、公民社会的培育、公共精神的构建、公民参与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