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弊端及其完善

行政许可制度及其完善,是我国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环节.因行政许可属于与公众直接发生关系的行政行为,对我国政府的廉洁和公众形象有着直接影响,改革行政许可制度,就必然成为我国行政改革整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试论行政许可的平衡精神——当前我国行政许可制度改革的新视角

行政许可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解决一定社会问题的同时,制度本身的弊端也逐渐凸现,加之外部负面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当前行政许可行为的低效、寻租等问题日益严重。从平衡精神的视角看,当前我国的行政许可存在着主体、设定、范围和过程上的失衡,对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均造成了侵害。必须以平衡精神为原则,从内外平衡、上下平衡、公私平衡、前后平衡的角度进行相应的改革     

谈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完善思路

针对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本文通过借鉴国外行政许可制度在行政许可的范围与设定、程序、收费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一些灵活的通行做法 ,对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完善行政许可制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建议     

行政许可制度完善之思考

行政许可制度是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的重要的宏观手段,但不完善的许可制度对经济发展只会起阻碍作用。本文针对许可制度运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联系将要进行的行政许可立法,作一些思考和建议。     

建立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之构想

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许可过程之中,是对行政许可权进行程序控制的一种良好方式.本文论述了建立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我国行政许可听证的制度设计.     

我国行政许可范围设定制度的检讨与完善

我国的行政许可范围设定制度的立法模式、具体内容等方面还并非尽善尽美,检讨我国的行政许可范围设定制度,对于我国的行政许可范围设定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从制度完善的视角来思考,建立违宪的司法审查机制、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或许应该是我国行政许可法最后的归宿。     

非行政许可审批现状研究

"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自2004年正式提出,如今最终走向了消亡。"非行政许可审批"是行政许可法起草及实施过程中关于调整范围的博弈妥协结果,是政府让位市场的过程中找不到替代性监管手段的权宜措施。然而其却使得"大量的审批以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名义从行政许可中分离出去",逐渐成为审批制度改革的障碍,阻断了行政许可法与审批制度改革的同步进程。"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退出历史舞台,体现了审批制度改革的决心与成果。     

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存在问题分析及立法建议

行政许可，通常称行政审批，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利，是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有力手段。目前正在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家正在积极进行行政许可立法。笔者试就我国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得失作些分析，对完善行政许可制度提几点立法建议。     

食品安全领域行政许可制度问题研究

从市场失灵的前提出发,分析《行政许可法》许可设定条件之规定,肯定食品安全领域设立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同时提出为什么在事前设立了许可制度,依然不能制止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的疑问。笔者通过分析指出,主观上,许可标准未严格落实统一;客观上,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并不能仅靠许可制度,仅靠事前控制手段是不能解决错综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需要事中、事后手段的协调。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可更被隐喻为"企业——社会"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理解行政许可制度作为防止食品安全事故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许可默示批准制度的不合理性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50条第2款的规定,我国确立了行政许可延续申请的默示批准制度.这种制度的确立体现了便民原则,并且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及时作出是否延续许可的决定,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等等.但是,默示批准制度并非如此合理:与设立和实施行政许可的目的不一致,不一定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及公共利益,不利于对违法人员的责任追究.因此,行政许可延续申请应以默示驳回为原则.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进民族精神的塑造

民族精神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意义重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各项事业的根本指针,它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我们应当身体力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进民族精神的塑造.     

基于演化视角的“纳什均衡”观察与思考

从演化的视角对纳什均衡所在的策略空间做了一个观察,认为纳什均衡所在的策略空间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源于策略空间本身的变化而不是决策,并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类比对此给出了一种解释。通过"囚徒困境"中策略空间的演化进一步说明了演化的必然性,同时得到决策是基于所处的策略空间演化过程中的位置的结论,相应的策略空间中的某个纳什均衡并不能成为一种持续的决策所依赖的均衡。     

行政垄断的行政法学解读

所谓合法形态的行政垄断是不存在的,凡行政垄断都具有违法的本质.在此前提下,根据行政法学有关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行政垄断不仅仅是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更准确地讲,应该是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常见的对行政垄断的形式的列举存在逻辑上的缺陷,也使立法难以具有针对性.而依行政法学关于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将行政垄断的形式划分为抽象行政垄断行为和具体行政垄断行为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即在逻辑上,可以对行政垄断的外延进行周延的列举;在法律上,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形式的行政垄断进行有效规制.     

从三个维度看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起步于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具有艰难曲折的特点。了解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可以从历史、价值、现实三个维度来把握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看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对实践的科学理解为基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与旧唯物主义彻底决裂,形成了自己新的世界观,创立了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我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中国知识青年

改革开放30年,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青年知识分子是社会形态当中最有创造力和最富生机的重要群体。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着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性,社会参与的主动性,了解这个群体的主要特征,并正确引导他们追求远大理想,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起历史使命,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思想

建构主义是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说,将建构主义和语言符号学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域,从哲学和文化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建构主义有反思国际关系哲学本体论的理论取向,提出观念和文化是影响国际关系的根本变量,把建构主义方法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分析了国际关系得以建构的层次、作用与过程。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这一学说的哲学基础、主要观点进行深入评析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     

关于韩国民族精神培养体系的几点思考

韩国在民族精神培养方面突出的特色是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形成全社会协力培养民族精神的教育体系;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各宗教共同为培养韩国民族精神服务;建立长期、稳定和社会化民族精神培养体系。这一体系对于培养民族精神起到了根本的保证作用,值得研究和借鉴。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Administrative Behaviour: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y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administrative behaviour. The ambition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first, it explores the extent to which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 combine two inherent behavioural logics: a logic of hierarchy and a logic of portfolio. Second, two key empirical lessons are used to modify four conventional claims in existing research. Drawing on a rich body of data from three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OECD Secretariat, and the WTO Secretaria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dministrative behaviour among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s is profoundly shaped by the bureaucratic structures of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 Variation in the abovementioned behavioural logics is conditioned by two aspects of bureaucratic structure: First, the accumulation of relevant organisational capacities at the executive centre of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 and second,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peci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