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的邪教治理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思想文明的积淀,更是人类掌握世界基本方式,而邪教,正是借宗教名义进行反科学、反人类活动。邪教分子通过邪教理论,蚕食人类灵魂,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破坏社会正义,危害社会秩序,因此,要对邪教进行综合治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下,治理邪教不仅要依靠社会手段,更要进行法律治理,在原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完善反邪教专门立法来管理宗教团体、甄别邪教异端,是铲除邪教的必要途径。     

弘扬法制保障人权反对邪教(笔谈)

几名"法轮功"痴迷者受李洪志驱使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事件,再一次证明,邪教"法轮功"危害极大,必须坚决铲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同邪教"法轮功"斗争的尖锐性、严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决不可麻痹松懈.为此,我刊特组织了本期笔谈,从法律角度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本质,探讨如何用法律武器对其予以严厉打击.     

反邪教工作若干问题分析

近几年来,世界各地邪教事件时有发生,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危害巨大,因此,必须对邪教及犯罪活动加以认真研究,将其纳入法律治理的轨道。在本文中,通过对邪教举例分析,论述了邪教组织的危害和特点,并针对我国存在的邪教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为我国反邪教工作出谋划策。     

中美治理邪教的法律与政策比较——兼论中国反邪教法律与政策的正当性

邪教是人类之公敌.依法治理邪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在内的治理邪教的法律体系和综合治理机制.中国法律既规制宗教组织又规制宗教活动;美国法律主要规制宗教活动,不主张反邪教专门立法,确立了反邪教普通行为主义调整模式.美国注重综合运用其已有的相关立法条款,并以判例法的形式建立起了一整套管制宗教活动的规则体系.中国反邪教立法与政策既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也有广泛的国际法基础,符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从邪教组织的特点看法律应对措施

随着“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的被揭露，邪教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事实上，我们同“法轮功”的斗争，不仅是两种思想的交锋，同时也是一场尖锐的法治与反法治的较量。在防范和治理邪教的过程中，我们亟需加强法律上的应对措施。一在人类历史上，“邪教”常伴随“正教”而生，而且往往或多或少地吸收了一种或几种正统宗教的某些成分，或者是正统宗教的极端主义的异端教派。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不同的宗教、不同性质的政权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邪教”观。而且邪教问题历来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反思与完善:医疗纠纷中的多元法律治理

近些年在医疗卫生领域,医疗纠纷事件多有发生,呈现出明显的违法犯罪化之时代变迁。医疗纠纷多元法律治理有其价值,但从当前实践看,关键问题是"治乱"与"治软",亟需用法治统一理念和方式来强化、协调医疗纠纷的治理机制。根据我国医疗纠纷治理的现实情况,其"手段与功能"的治理模式色彩深厚,其治理效果显著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当树立法律权威,发挥法律刚性约束力;协调法律机制,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并推进标本兼治,提升医疗纠纷法律治理的效果。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为依法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对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宣扬邪教,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 (一)制作、传播邪教传单、图片、标语、报纸300份以上,书刊100册以上,光盘100张以上,录音、录像带100盒以上的; (二)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DVD、VCD、CD母     

求实、创新之作--评《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

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问题.何秉松教授的<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一书试图"以最简短的篇幅、最精练的语言向读者提供关于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的最基本的、尽可能丰富的科学知识和信息."通观全书,我认为,此书不仅达到了这个目的,为我国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而且大大地拓宽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标志我国理论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70年关系的发展历程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重要制度依托。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任务和制度环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理解认知,并体现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实践定位及相互关系之中。大体而言,由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是主线,巩固政权的需要推动党的政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强有力的工具;由改革开放到依法治国,经济建设是中心,制度供给的需求促成国家法律成为重要治理方式;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规范转化和逻辑交融成为国家治理的时代主题。从"政策本身就是法"到"党的政策指导国家法律制定运行",反映出人们对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关系的科学认识和解读;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表现了党对国家治理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方略。与此同时,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关系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与实践逻辑相吻合的理论演进过程。     

双重的邪教犯罪之基本界定——基于对司法解释检讨下的分析

在刑法上,法定的邪教犯罪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是只能由邪教组织构成的犯罪;二是邪教组织实施的其它一般犯罪,此种犯罪依邪教组织实施的具体行为决定其触犯的罪名,这两种犯罪往往具有想象竞合关系,但以司法解释确定处理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从刑事政策之规制的角度讲,单纯组织邪教的行为虽然在刑法上不构成犯罪,但仍具有刑事政策意义上的犯罪性。这是邪教组织犯罪的双重性质。对于法定的邪教犯罪,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具有过于模糊和笼统的缺陷。刑法处理的仅仅是"犯罪的邪教",只是从刑事政策规制邪教组织的角度上讲"邪教犯罪"才是成立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为依法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对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 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宣扬邪教,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无邪教创建”工作的新思路

邪教是全世界的公害,这一毒瘤危害着国家安全、影响着社会稳定,开展"无邪教创建"活动是我国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的重要手段和载体。社会管理创新时期,邪教活动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无邪教创建"工作也应结合新的思路进行创新,以营造无邪教组织、无邪教人员、无邪教活动和无邪教案件的和谐社会新局面。     

中国农村治理变迁与获致司法正义——“法律赋能”的启示

在治理结构的变迁中农村获致司法正义遭遇了困境。这包括司法服务能力虚浮、政权"内卷化"和存在治理真空、农村法律精英缺失,以及现代法律制度挤压传统治理规则等。从法律赋能的角度理解,农村获致司法正义实现的重要障碍在于农民法律权能的流失。因此实现农村的获致司法正义,不能仅靠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的建设,更需要对农民进行法律赋能。尊重非正式制度、发展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培养农村社区法工等都是可行举措。     

运用法律武器 取缔邪教组织

编者按：“法轮功”是邪教组织。运用法律武器，取缔邪教组织，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是顺乎民心、合乎法治、维护大局、保护人民的重要举措，对于我们更加准确、有力、坚定地同“法轮功”邪教组织作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本刊特组织了本期笔谈，旨在从法律的角度进一步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认清“法轮功”邪教本质依…     

宗教法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评刘正峰、周新国著《邪教的法律治理》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目前共有各类宗教信徒一亿多人.宗教现象是我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宗教问题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法律问题之一.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国家为鼓励和推进宗教法学研究,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在法学学科的部门法学下特设三级学科宗教法学,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国内的宗教法学专著应该是汗牛充栋.其实不然,国内宗教法研究文献凤毛麟角,极为少量的文献又多集中讨论刑法第300条规定的邪教犯罪,讨论宗教法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专著难以寻觅.刘正峰、周新国教授合著的《邪教的法律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版,以下简称《治理》)对宗教法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宗教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宗教法学研究的空白,是我国宗教法学领域的一件盛事.     

防范打击邪教组织的基本策略

在我国, “邪教”一词由来已久,它一般用于指称旁门左道,不正派的宗教派别。邪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定阶级结构以及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法律层面上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99年10月30日出台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相应出台两个解释,针对当代我国邪教组织各种犯罪活动的特点,对邪教组织作了明确的界定。所谓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     

论空间视角下的流域治理法律机制

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关注法律作用于流域治理的系统性、动态化过程。作为法律机制的作用对象,流域是以水为核心要素和纽带形成的特殊空间。这一空间特质对流域治理法律机制具有塑造作用,其具体表现在法律机制的维度、边界、组织结构和具体手段等四个方面。但是,囿于传统一元空间观下对流域的"水系空间"定位,法律机制的上述四个方面分别存在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实效性问题。当前,中外流域治理的最新发展经验表明,作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流域应当升级为多元空间观下的"国土空间"。有鉴于此,流域治理法律机制亦需相应地对上述四个方面加以完善,以实现流域治理的法治化。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论邪教案件的特点及其经济违法犯罪形式

邪教组织具有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本质，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邪教案件有其显著特点。通过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聚敛钱财，攫取经济利益，是邪教组织头目及其骨干成员的主要动机之一。惩治邪教活动，必须在认清邪教的非法政治目的的同时，掌握其在经济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从而更加有效地揭露、证实犯罪，为充分运用法律武器打击邪教组织及其违法犯罪活动奠定坚实基础。     

政府数据开放的整体法律框架

政府数据的开放可能会给未来社会带来"地壳运动",现行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也面临着更新换代的压力。随着以复杂、多元和碎片化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现有封闭式的"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理论不足以抑制政府数据开放带来的法律风险,也不足以帮助政府实现对数据开放的有效治理。我们需要一种以"开放与分享"为特征的整体法律框架,在行政法领域实现从行政管制法到行政治理法的转变。我们应当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面向来建构全新的政府数据开放整体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