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俄日岛屿争端问题比较研究

中日、俄日岛屿争端问题逐渐成为东北亚地区的热点,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打破了中日多年来维持现状的默契,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在经贸合作、人员往来以及政治军事领域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同样,俄罗斯和日本关于北方四岛的争端也开始升级,俄总统登岛宣示主权,日本坚持把四岛全部归还作为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前提。中日、俄日的岛屿争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因素交织下,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中日、俄日岛屿争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实际占领与国际法理的矛盾冲突成为解决双方岛屿争端问题的最大障碍;岛屿争端已经超越本身范畴,成为维护国家荣誉的象征;中日与俄日岛屿争端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意识形态中,国际势力的渗入会对争端的解决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双方均衡实力无法打破的前提下,短期内最好的办法是保持现状,搁置争议。     

俄罗斯与波罗的海邻国的海洋划界争端解决

在波罗的海,俄罗斯与芬兰、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立陶宛等5国是海岸相邻或相向的邻国,存在着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边界的划定问题。目前,当事国在依据国际法并结合海域实情的基础上,通过直接谈判已解决了大多数海洋划界争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海洋划界争端的解决,在划界原则与方法、岛屿法律效力、难题应对及最终界线等方面都展现出共性与个性的处理智慧。     

多角度审视和应对现存海洋权益争端

中国是个陆海兼备国家,陆地与14个国家接壤,隔海与6个国家相望,陆地边界线2.2万公里,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边海问题构成中国国家安全和中邻关系的重大问题。近两年,中国与某些邻国围绕东海南海岛屿及附近海域的争端日趋敏感复杂,需要多角度审视思考与理性应对。     

印度尼西亚南海政策的演变

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并无岛屿主权争端，但在纳土纳群岛，印尼与中越等国存在海域划界纠纷。印尼不属于南海问题的争端方，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一直积极扮演南海争端“调停者”角色，希望借推动解决南海争端彰显其地区大国的影响力，确立在东盟的领导地位。     

亚太地区领土争端的成因及其解决方法

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由于战争和殖民统治后果的影响,使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领土争端问题,其中包括陆地边界、海洋上岛屿归属、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分等等。中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基本解决了国家边界问题,但还与一些国家存在领土争端。依据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尊重历史和现实,用政治途径来解决领土争端是唯一理性和文明的选择。中俄国家边界的顺利解决为此提供了范例。     

国际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对钓鱼岛争端的影响

钓鱼岛争端并不仅仅在于岛屿本身的归属, 还涉及到在中日海域划界中的地位, 以及周围地区的资源开采等方面的问题。当海洋法争端升级时, 国家应先寻求政治手段缓和局 势, 同时积极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 采取行动, 以防止自己在公约的框 架内处于不利境地。所以, 分析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 总结各缔约国对该机制的态度, 以及国家 之间过去和现在解决不同类型的海洋法争端所用的方法, 会对我国解决钓鱼岛争端及进行海域 划界提供借鉴。     

南海争端解决模式分析

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发现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台,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加紧了对南海权益的争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有些国家不顾中国的反对,大肆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抢占岛屿、岩礁,使南海处于多国占领、无序开发的状态,严重侵害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利益。近年来,国际社会关于南海争端的解决方案花样百出。这些解决方案归纳起来大致有武力解决、法律解决、政治解决和“共同开发”四种模式。综合地看,这四种解决南海争端的模式各有利弊。     

论国际舆论对国际法的影响——兼析对解决东海南海岛屿争端的启示

国际舆论作为国际社会一股重要的力量,不仅有其区别于一般舆论的特性,而且通过与人类核心价值观念、国际法渊源和国际争端解决的联系,对国际法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国际舆论与国际法相互影响,并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产生巨大作用。随着东海南海岛屿争端的加剧,诉诸国际法成为解决争议的最好办法。但单纯依靠法律方法解决争端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在国际法框架内充分调动国际舆论的积极因素,不失为解决此类岛屿争端的明智选择。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中,中方应重视对于国际舆论主导权的争夺。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述评

新近一段时期以来,针对一些国家之间争议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国际法院适用了多重分级判案规则.国际法院2012年11月对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的判决就是这方面的最新案例.经过审查,国际法院最终主要以有效统治作为判案依据将阿尔布开克礁群等7个岛屿判归哥伦比亚所有,而且明确了领土条约中对“附属岛屿”界定的解释规则,以及关键日期的确定及对证据可采性的影响.国际法院的判案法理及相关证据规则虽然存在某些令人难以信服之处,但对于中国等沿海国家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

中越两国在1973年前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没有争议,从1974年起,越南武装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中有些岛屿,挑起主权争端。越南为达到侵占南海岛屿目的,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多项措施。南海问题对中越关系构成了挑战。     

关于南海争端越南学者的若干观点评析

近年来,越南学者就南海争端发表了大量论述,学术研究机构也就南海问题围绕与争端相关的历史、地缘政治、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开展研讨。很多观点把中国视为南海争端的主要对手,要通过发掘“历史依据”以证明越南对我南海岛屿拥有主权;有的主张通过国际法、国际机制解决归属问题;也有学者承认中国的法律依据具有“某种”合理性。中越南海争端是利益之争,而非战略对抗。越方也有学者认为要从亚太区域国际关系大背景考察南海争端。从长远和现实看,中越通过谈判途径解决海上争端,在争议解决前维持现状,保持和平稳定,是中越两国基本的战略选择。     

不必处处随美国起舞

南海问题及争端由来已久,但近来南海周边有些国家突然对一些有争议的岛礁"激动"起来。这些国家置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原则而不顾,刻意挑起事端,甚至大有不惜一战之架势,使得本来相对平静的南海顿时阴云密布。这些国家的异动表面上看是由于国内民族主义的推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的推波助澜。     

摩洛哥与西班牙领土争端解析

摩洛哥和西班牙隔地中海相望，长期保持着传统特殊关系，同时两国之间就休达和梅利利亚两个飞地城市以及佩雷希尔岛等摩洛哥沿海一些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存在争端。2002年7月爆发佩雷希尔岛危机，造成双边关系恶化和地区局势紧张。两国领土争端短期内难以解决，将是影响双边关系乃至地中海地区局势的一个潜在威胁。     

构建南海机制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陷入了对南海权益的无休止争夺。有些国家不顾中国反对,大肆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抢占岛屿、岩礁,使南海处于多国占领、无序开发的状态,严重威胁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美国“重返亚太”以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循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构建南海机制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南海各方可以通过建立南海机制解决争端,避免南海问题国际化,实现对南海的共同开发。     

中日东海争端与出路

中国四大邻海海域总面积为472．2万平方千米，其中中国的海区面积占300万平方千米。自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国家占据中国海上岛屿、开发海洋资源，以致中国约120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与八个邻国存在着争议。中日东海争端就是其中一例。顺利化解东海问题，对中日关系、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海洋权益争端对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以独岛争端为例

东北亚地区海洋权益争端主要包括俄日北方四岛、中日钓鱼岛和韩日独岛之争，这些争端均有其复杂的历史成因。进入新世纪，随着海洋资源的重要性越发地被各国所认识，海洋权益争端也持续升温，从而导致相关国家外交关系的紧张。今年3月以来，韩日独岛争端升级，不仅使韩日关系陷入僵局，也加剧了双方海上军备竞赛，使得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并且还有可能对本地区安全的核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产生消极影响。     

浅析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的视角

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普遍存在领土争端，其中固然有地缘政治和国家能力等物质力量结构的因素，更是日苓及其周边国家对海洋权益的认知逐步深化等社会意识结构的变迁使然。苓文以建构主义为分析模型，旨在通过读解日本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生成背景、演绎进程、显性特点的同时，探寻消解这一困境的基苯进路。而如何利用预留的政治空间则是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关键。     

岛礁争端与日本民族主义

日本与韩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普遍存在岛礁主权争端,这三大岛礁主权问题的产生、发展贯穿于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全过程,而民族主义则是岛礁主权争端产生、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在日本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虽然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不断变化,但领土扩张始终是其追求的重点。鉴于日本民族主义诉求与其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利益相吻合,所以岛礁主权争端的烈度将与日本国家民族主义思潮紧密相连。     

美国因素与日韩领土之争（1945-1954）

战后，美国根据其安全战略利益及现实政策需要，对日、韩独（竹）岛领土争端进行干预。美国先是通过第677号令排除日本对独（竹）岛的行政管辖；之后美国国务院又受日本送交的“毗邻日本海岛屿”文书及国内“亲日派”官员等因素影响，没有在《旧金山和约》领土条款中将独岛纳入韩国领土。美国视岛屿利用价值及两大盟友战略价值轻重而改变态度，由“偏袒”日本发展至推卸责任的“中立”，将问题限定在日韩两国之间磋商，旋即又采取模糊策略避免美国直接卷入双方争端以保持适当的“平衡”，从而维持冷战中的三方军事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