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生意经

康有为是清术维新改良派的主要人物之。1898年戊戌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     

梁启超对康有为学术渊源、教育思想和“中国政策”的阐析

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宣传和介绍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宣传、介绍和阐发二十余年而不辍。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的学术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康有为对宋儒学、心学和佛学的推崇;其二,就康有为接触的西学来说,无论是内容还是范围都极为有限,尤其是并没有涉及到政治、哲学方面的内容。康有为重视教育,梁启超着重揭示了康有为"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从内容看,他重视对孔学、佛学和宋明学同时兼教史学和西学等内容的教育;康有为的"中国政策"具有两大特色:第一,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倡导民权的第一人。第二,就实施而言,康有为不是重民权而是重君权。     

康有为篡改光绪密诏内幕

在光绪帝发给杨锐的密诏中，所列的“顾命大臣”中只有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的名字，并未包括康有为，康有为是怎样将自己的名字加上去的呢？1898年6月11日，27岁的光绪皇帝在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后，正式颁发《定国是诏》，维新变法启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八股、整顿军队、发展农商工业、建学校、开议院等改革举措，圣旨一下，立刻受到了维新派和各级开明人士的支持，举国上下一片沸腾。然而改革并不是风雨无阻的，似乎从百日维新的第一天开始，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背后更是光绪帝与西太后慈禧的权力之争。很快，新旧两派冲突的导火线便出现了。     

康有为晚年携女壮游世界

1898年9月27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处境险恶的康有为,在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的帮助下,乘坐英轮“巴拉勒特号”逃离上海去香港,同时电告广州云衢书屋家室及万木革堂学生移往澳门。10月19日,康有为偕同弟子,从者6人,在宫崎寅藏、宇佐穗来彦陪同下,离开香港,亡命日本。由于清政府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索要康有为,同时,支持康有为的大隈重信内阁倒台,新登台的山县有朋内阁对康表示冷淡,康有为在日本仅停留5个月。日本外务省劝令康有为悄悄离境。     

政体选择的国情依托:康有为共和政体论解读

民国初期,康有为意识到共和政体已成定局,因此,他将共和制与君主制混合而提出并倡导虚君共和制:这一方面延续了其一贯的政体选择立场,另一方面顺应了政治大势,不至于被时代抛弃。这种政体选择,促使康有为申述共和政体与君主政制的互容性,更催促他将共和制放置在国情的框架中来认知和建构。仿英而非袭美,成为他的论说主旨之一。这体现出康有为虚君共和制政体论的苦心孤诣:致力于打通传统政制与现代政体的阻隔,让中国走上一条波澜不惊的政治转型道路。但由于康有为儒家色彩的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区隔太大,儒家旨在矫正政治现实的论说品格鲜明,但却缺乏引导政治现实的能量,因而其政体论无法对当时的政体变迁发生影响。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国情并不是政体选择的唯一根据;当下的政治博弈,才是政体抉择的强大动力。     

“打黑”打出麻烦？

重庆“打黑”如火如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首次披露重拳“打黑”的真实初衷： “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结果引来批评，认为一个堂堂的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怎么这么没水准？维护社会秩序不是政府天职吗，为什么“打黑”不是主动而为，反而是被动之举？要是早点主动出击，将黑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那才是本职所在。这样的批评当然理直气壮。但有人却认为这属于“苛责”，是一些时评家的拿手菜。     

倾箧底书 飨中外人——介绍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批古籍文献

上海和江苏的出版部门目前正赶印一部巨型线装古籍——《康有为大同书手稿》。刘海粟老人说:“这部手稿出版必将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和文艺界人士的关注。”这书何以有此魅力?且看它的来历和价值。 康有为的代表作《大同书》,是他以毕生精力设计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部描绘“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幻想的著作,我国     

读《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正陆续出版陈平原和夏晓虹编的《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我以为是件可喜的事情。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小说和中国诗、文一样源远流长,是古代史官记言记事的发展。但它一直为封建士大夫所鄙视,处于卑下的地位,不列九流,不入四库。小说由明至清乾隆时期是繁荣的,道光以后趋向衰落,而至晚清又特别兴盛起来,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代。这个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文化的改良运动走向高潮。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都重视小说。康有为诗:“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又说:“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可见当时小说之盛,康有为直以为小说可与《六经》比高。梁启超更具体地论述了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推尊小说“文学之最上乘”。特别是梁启超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剧作、翻译、     

张荫桓和徐致靖：“六君子”之外的两君子

“六君子”之外的两个人 1898年，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运动，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宣告失败。这段历史不仅关系到清王朝一姓的兴衰，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改良运动。对于戊戌变法的具体细节，相关著作如车载斗量，其中的主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以至荣禄、     

“放火”之前备足“柴”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年轻干部走上新的岗位，都想大显身手，这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只想“放大火”，而忽视了“备足柴”，就有可能火放了一把又一把，但不是方向“烧”偏了，就是对象“烧”错了，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     

“低碳经济”究竟该如何定义?

目前虽然全球都在谈论“低碳经济”，但其概念仍然不是很明确，而且在不断地更新发展。较为主流的理解是，“低碳经济”指尽可能最小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体。     

美重返亚洲战略搅乱亚洲秩序

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名义上是为了“威慑”中国的崛起对亚洲既有秩序可能产生的“威胁”，从而维持亚洲秩序，但结果则刚好相反。美国宣布“重返”没有多少时间，亚洲秩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并且不是变得更稳定了，而是出现失序的趋势。     

领导者要善于和解

成熟的领导干部应当更稳健，善于与方方面面和解，但这种“和解”，不是不要原则，不要批评，不要指责的“好好先生”，而是善于抓大放小、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的一种能力和智慧，最终达到和谐团结的目的。为此领导干部要善于做到以下几种“和解”：     

庆历新政是怎样失败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早已成为激励志士仁人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业并不是写散文，而是北宋中期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厉以宁论怎样看待“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观察报》2012年12月28日刊登记者对厉以宁的专访。厉以宁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是有借鉴意义的，但这不是规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任何收入阶段都会有陷阱。希腊曾经被世界银行作为一个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表扬对象，人均收入达到26000美元了，可是现在还不是又落入到“高收入陷阱”了吗？在任何国家，任何收入阶段，只要不创新，不改革，     

宋朝士大夫为何讥讽王安石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失败了，比之前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输得更彻底和悲壮。但变法失败后，士大夫们不是对变法利弊进行权衡，而多是对王安石个人进行嘲弄和攻击，给王安石贴上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标签。     

浮夸之风何时了

时至今日，“浮夸造假”这个幽灵已渗透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治领域，形式五花八门，手段各具“匠心”。请看下列种种表现：发展规划：空中楼阁竞风流。规划是对未来工作的整体布局，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它应是实事求是的产物，而不是拍脑门的作品；它需要高瞻远瞩，但不是凭空臆想；它要体现出雄心壮志担不是制造“海市蜃楼”；它要考虑对人的凝聚、鼓舞作用，但更要立足现实。然而有苗头显示，一些地方在制定当地的“九五”规划和其后10年规划时，明明现有经济基础、客观条件、发展后劲不可能短期内达到高速度、高效益，但在其规划中却照写不…     

“梅普”其实有谱

“梅普”组合运转了一年，也被外界关注了一年。虽然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真正主人是大权在握的总理普京，而不是被他“钦定”接班的梅德韦杰夫总统，这一权力组合只是落实普京的既定权力安排而已，但近来，西方媒体一直在猜测“梅普”组合可能已经出现裂痕。     

丈夫辞世,“中国洋媳妇”续写大爱传奇简

15年前，乌克兰姑娘娜佳嫁给了河南小伙儿，成为当地市民眼中的“洋媳妇”。6年前，丈夫不幸去世，但她并没有离开这个家，而是独自抚养3个孩子和照顾公婆。一个“中国洋媳妇”只身留守，倾尽芳华，苦心操持，大爱不是传说……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哲学的介绍和偏离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深谙康有为的哲学。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专门辟"康南海之哲学"一章,对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予以介绍和诠释。问题的关键是,梁启超不仅是康有为的学生,而且本身就是一位有思想的哲学家。这决定了梁启超在介绍康有为哲学思想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观点,进而导致与康有为哲学思想的偏离。透视其间的出入,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与梁启超哲学思想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