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小考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小考赵玉环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亲自参加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目睹了元朝由于官吏贪污腐败，大厦倾覆的过程。他创建大明以后，针对官吏贪污受贿的严重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制定了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洪武初期，朱元璋进行了大量健全法...     

“出入人罪”

在我国古代,断案官吏判错案件是要受到刑罚处罚的.断案时,把无罪者判为有罪,或轻罪重判,称为“入罪”;把有罪者判为无罪,或重罪轻判,称为“出罪”,合称“出     

何谓“下马威”

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出难题叫下马威？ 其实，下马威原先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就出难题的意思，而是指官吏初到任时，借故严厉处分下属，以显示威风。     

“情”与“法”都兼顾的判决

胡霆桂是南宋的一名基层官吏，曾担任过铅山县主簿的职务，胡霆桂虽然只是一个小官儿，但在审理案件时，却能很好地处理情与法的矛盾，得到了时人的称赞。     

范仲淹不选“带病官员”

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在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对于官吏的选拔任用尤为严格。     

秦汉律中的职务犯罪——以“公罪”为考察对象

严格维护国家权力的有效性与畅通性，惩治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各种违法、违制行为，无疑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公罪的产生，渊源于春秋战国以来集权观念的强化与官僚政治体系的严密。公罪的主要功用，即在于对官吏的职务犯罪加以性质区分，以适用不同的处罚。在秦汉律中，虽未见公罪之名，但公罪之实已具形态，其构成要件、罪过形态的区分、责任连带等都与后世律有一定的关联。犯罪公私的区分，使公罪作为类概念而适用于官吏非出于私利的失职、违制等犯罪行为，因此包容性甚广。其入于《名例》，正在于为官吏职务犯罪的繁杂性提供一个定性标准。     

美国宪法上的“宗教”概念辨析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条款包含“禁止立教条款”和“宗教自由条款”。两个条款合力确保政府在各教派之间维持中立，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但何谓“宗教”，宪法并未解释。制宪之初，基督教背景下的美国，多认为“宗教”就是对上帝的信仰，针对宪法中的“宗教”概念甚少异议。随着美国社会宗教多元化，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各种信仰纷纷出现，有神论的宗教概念显然已无法应对时代的需要，如何区分“宗教”与“世俗”成了宪法上的疑难问题。界定“宗教”概念既要在传统宗教的诸神之间保持均衡，又要顾及人类未来的信仰探索，困难重重。最高法院打破了有神论的宗教观，扩展了传统上的“宗教”概念，但又没能明确具体的“宗教”认定标准，只是在零星的判例中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逐个解决纠纷。联邦下级法院以及州法院尝试通过明确的客观标准来认定“宗教”，裁判纠纷，但观点纷呈，意见不一，且纰漏颇多。学者们亦从不同视角为“宗教”概念的确定献言献策，但追求逻辑的自洽胜于对问题的解决。所以，美国至今未能在“宗教”概念的认定上形成“通说”，美国宪法上的“宗教”概念难题仍悬而未决。     

“灵修”为何受到青睐

灵修产生的原因 大部分灵修，其实就是种邪门的“新兴宗教”。邪门的“新兴宗教”产生的原因很好理解，现代教育除了专业知识的传授外，对于人们的生活智慧却累积有限，精神生活的贫乏便让怪力乱神的“大师”们成为众人追随的对象——科学无法介入“大师”们言之凿凿的神鬼世界，心理压力过大，或病急乱投医的民众，或对宗教缺乏正确理解的人，便成为神棍、心术不正的神职人员威吓、诈骗的对象。     

辛亥革命與近代民權政治的兩難

由义和团事件引发的清朝对外宣战与八国联军攻占京师的血腥厮杀把多灾多难的中国拖入20世纪之时，狼狈西逃的慈禧太後与光绪帝再次丢失神圣的光环，人心思变就在所难免。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後来追忆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与1900年10月惠州起义的民心之别时，深有感慨地说，同样是失败的起义，民众的反应却大不相同。     

由李离伏法想到一把手负责

李离是晋文公时的审判官。在一次审理案件时，李离由于听了下属错误的汇报而错判杀了人，知道真相后内心非常不安，便自己下令将自己逮捕，要判自己死刑。晋文公对他说：“官位有高低贵贱之分，刑罪也有轻重宽严之别。现在是你手下的官吏有了过失，不是你的罪过呀!”晋文公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李离不这么看，他说：“我的官位是本部门最高的，没有让位给部下官吏；我接受的俸禄也是最多的，没有把利益分给下属。现在错判杀了人，把罪过推诿给下属官吏，这种做法没有听说过!”李离不愿接受为他开脱的命令。     

慎守“家门”

慎守“家门”谭文波明朝嘉庆年间，官场腐败，仕风污浊，但郑晓却如出污泥之莲花，一身洁白。一次，他主持选拔官吏，一位求见者给他送了一包茶叶。郑晓见来人情意恳切，就叫夫人收了下来。这位夫人打开包装，发现茶叶里藏有金子，顿时色变，二话没说，就将茶叶包好如初，...     

“李离伏剑”与用人失察

史载,春秋战国时期执掌晋国刑狱的大法官李离,因不慎误听下属不实之辞而错杀了人。于是,他把自己拘禁起来,请求死罪。晋文公说:“官职有贵有贱,所处的刑罚也有轻有重,下属官吏有罪,不是你的过错。”李离说:“我担任的官职是长官,并没有让位给下属,我领取的俸禄多,也没有给下属分享利益。现在我误听失察,错杀了人,却把责任推给下属,我没听说过     

“贞观法治”浅谈

唐太宗李世民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他目睹了隋朝统治者的残暴腐败和由此激起来的农民起义，也目睹了乱世经济的凋敝衰败和黎民百姓的苦难，因此当他爬上皇帝的宝座以后，对农民起义的巨大力量还“心有余悸”，不得不“惕焉震惧”，要想尽办法把自己的统治地位保牢，变乱世为治世。在“致治”的诸多办法之中，以法治世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条。从贞观元年开始，唐太宗就着力于立法，命令身边的大臣会同“学士法官”们，几经修纂汇编，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制定了《贞观律》。这是封建社会里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     

信“访”先信“法”

笔者在多次参与群众信访案件的调查、回复工作中,发现有不少人错误地把上访看成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许多基层就可解决或本该司法部门解决的问题,却非要     

“监守自盗”案件定性浅见

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对监守自盗案件的认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与作法,以致在处理上存在定性不一、量刑不平衡,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个问题都有研究、探索之必要。一、监守自盗一词的由来及含义一在我国,监守自盗是一个古老的法律用语。《法学词典》解释为:“监守自盗亦称‘主守盗’、‘监临主盗’。我国旧律指官吏盗窃自己监管的财物。”旧律中的监守自盗是指官吏     

痴情郎梦断“美女作家”

美女作家、名校硕士、精通外语……就是这样一个当过名报记者和畅销书作家的时尚知性美女，从一个个与她亲密接触的男人那里骗取了数额不等的“情感押金”，并多次赴韩国整容。直到真相被一个个识破之后，那些被她欺骗的男人才发现自己成为被玩于掌股之中的“俄罗斯套娃”。最终，被骗的男人们联手把她送上了法庭。     

“贞观之治”和当时的社会安定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以一个出身关陇大贵族的雄豪子弟，发迹于农民战争中。他目睹起义农民摧枯拉朽的巨大威力，早在统一战争和同李建成争夺皇位的过程中，就很重视起义军的力量。     

《古今笑史》中的“避事官”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官吏队伍中，不光有像韩愈那样“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敢于直面朝弊、勇于谏言的谏官，有像林则徐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大臣，也有明哲保身、专门绕着难事、麻烦事走的奸猾小人。这类官员可统称为“避事官”。     

有感于“不忍按”

有感于“不忍按”王志平元朝吴亮《忍经》中编纂两则典故。其一《不忍按》：“许围师为相州刺史，以宽治部。有受贿者，围师不忍按，其人自愧，后修饬，更为廉士。”讲许围师当相州刺史时，对部下宽厚仁慈。有个官吏受了贿，围师不忍将其治罪，此人自感惭愧，遂修身养性，...     

“相马”与“赛马”两种法律观之比较

“相马”与“赛马”既是对中西方官吏选拔方式上两种不同法律制度的形象描述 ,又是对中西方官吏选拔方式上两种不同法律观念的模拟概括。“相马”模式体现为人治 ,“赛马”模式体现为法治。本文以韩非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作为两种模式的中西方代表 ,集中在法律观念上进行比较 ,指出两种思维模式有着共同的法哲学基础却呈现不同的走向 ,对同源异流的成因作了分析 ,在揭露“相马”模式神秘面纱背后的阴暗诡诈同时 ,充分肯定了“赛马”模式因公正、透明、客观所体现的奥林匹克精神。